访问左太北校友纪实

左太北大姐：

为了配合《哈军工》系列记录片的宣传，进一步探索、研究哈军工精神的内涵，总结哈军工的办学经验和新时期人才培养规律，遵照系列片总策划人南方传媒集团王克曼总裁的意见，我们编写了《哈军工风云人物访谈录》一书。文中精选了在《哈军工》系列片中出现的32位主要人物的谈话纪要，下面是您的谈话纪要整理稿，请在百忙中阅示，并反馈。

               校友：吴新明

烈士的女儿左太北在当年报考哈军工的时候，居然政审不合格，是陈赓将军亲自接待她，并帮她澄清和解决了问题。在哈军工的五年学习和生活，左太北说已经深入了自己的骨髓，她丝毫也不后悔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在国防系统所从事的这几十年的艰苦工作。

（王威廉 整理）

陈赓病中接见左太北

一、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找陈赓

记者问：哈军工的故事，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军工像您这样的烈士子弟他们进去以后的学习情况，这方面我们了解的比较少，学校对你们的要求怎么样，这些也是广大读者很希望了解的一个方面，这次我们就是要解密哈军工。您能从怎么选择哈军工，从怎么考上哈军工讲起吗？

我中学是当时北京比较有名的师大女附中，后来叫实验中学。我们那一届同学上哈军工的有5、6个，我为什么要上哈军工？我就觉得应该子承父业，我的父亲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当时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最缺的就是武器。我们以非常次、特别差的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打，所以我们的损失还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父亲就在黄崖洞总部建了一个兵工厂。就是我们不能光靠夺敌人的武器来消灭敌人，有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子弹怎么消灭敌人，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武器制造厂，在那个最艰苦的条件下，在山西临城黄崖洞建了一个3000多人的兵工厂。当时那个兵工厂就是把到八路军、到共产党里面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最顶尖的调到那里做工程技术工作，所以很快就生产出了炮、枪。后来一年的生产能力，能武装16个团，所以武器是战争胜负中关键的因素之一。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美、苏两国在竞争，竞争的实质就是军事实力，苏联已经开始搞原子弹、搞氢弹，搞导弹。美国也是搞这个，还要搞卫星上天。我觉得那个时候给国家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国防战线上研制新的武器，用最先进的武器保卫国家，我真的是冲这个去哈军工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讲，我要上哈军工，但她不同意，她说北京那么多学校呢，北京清华、北大这都不错，也可以学工程技术，你为什么非要上哈军工？我就说想继承父亲的事业，那个时候武器差，我们将来的军队要强大的话，一个是革命化，还有一个是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在这一方面努力，这个概念我非常清楚，所以就报了名。后来我们的校长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上哈军工要填表，说你政审没有通过。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才清楚，我父亲他们当时一块去上黄埔，就是到广东一起去上学，家里去了三个年轻人，一个是我父亲是最小的，还有一个是他的姐夫，就是我的姑父，他们一块到了广东。还有就是他的二哥。

    我父亲后来死了一个哥哥，他是老三，是家里最小的，他二哥，还有他姐夫。他们三个人一块到了广东。当时上的大本营讲武堂，就是程潜办的讲武堂。后来我姑父实际上到了黄埔以后，参加东征的时候在惠州已经升成排长时牺牲了，所以到现在，惠州和黄埔军校的惠州战役的纪念碑上，就是东征战役的纪念碑上还有我的姑父的名字，叫李任干，是一个排长，是蒋介石立的碑，是属于国民革命战争时候牺牲的。我父亲黄埔两次东征以后，因为表现好，就保送到苏联学习，我那个二伯父没有到黄埔，他就在广东那个大本营讲武堂，东征战役的时候就直接去当兵了，后来就和我父亲他们分开了。北伐以后他就留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面，到解放前是一个团长，是国民党中层的干部，解放以后被打成反革命了。因为他是属于历史反革命，我填表的时候要对党忠诚，我有这么一个伯父就把他填上，填上以后，哈军工政审不合格，说你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的伯父不合格。后来我们女附中的校长孙严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你直接去找陈赓去。我后来就到灵镜胡同10号，前面是哈军工的北京办事处，陈赓住在后面的院里面。因为我父亲牺牲的很早，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母亲是一个地方干部，她和军队的干部也不来往，所以我父亲过去的战友，基本上也没有来往，也没有接触，这些关系我就不太清楚。

    我到了那里以后，我就说要见陈赓，当时状态我也不知道，往里面一报就让我进去了。我一看那个时候陈院长已经躺在床上，心脏病非常严重，不见任何人，完全是卧病静养的状态。让我进去就是一种破例，而且我一看陈院长躺在床上，我以前没见过他，也很害怕，可是他一见到我立刻就坐起来了，而且特别热情的拉着我的手。其实他和我父亲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在黄埔的时候，你父亲和我是上下铺，你父亲入党我是介绍人，这些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后来他说，像你这样的烈士子弟不收，我们收什么人，我们必须收，态度很特别。后来他说，你干嘛写你伯父？我说，我那个时候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我得实事求是吧，他说你闹得工作人员不清楚你的家里关系，其实你也没见过你的伯父。我也只是听说，没有见过，他因为非常激动坐在那里，后来傅涯阿姨说你别起来，你躺下，你别和他说话了，我就不敢和他说话了，因为他确实不能激动，那个时候心脏病已经很激动了，那是1960年3、4月份吧。傅涯阿姨说你出来吧，陈赓就说给她做一顿饺子，这样我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饺子，后来很快就录取我了。我上哈军工那一年正好是保送，不用考试，所以1960年7月就光荣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们毕业的时候，因为1966年哈军工就转业了，分到七机部也就转业了，所以我是艰苦奋斗6年。有一个退伍军人光荣证，艰苦奋斗6年，就是在哈军工当了6年兵，就是这么上的哈军工。而且通过那次我知道，我父亲在黄埔入的党，而且陈赓是介绍人，后来1961年3月份陈院长去世。我写了一篇特别长的，我自己心得的纪念文章，我本来应该再去看他，后来他去上海休养，虽然就见那么一次面，但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记者：很传奇的一个故事。

二、不听彭总的话选择哈军工

    我还要说一件事就是我入学前，因为我从1957年开始，就住在彭德怀家。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搬到学校住了。是1959年10月份吧，他就从中南海搬出去，搬到海淀区的吴家花园，我的女附中就在西单二龙路附近，原来住校，每天都回家的。后来他10月份搬到吴家花园，我就住校了，又回到学校里面住。可是我每个星期骑车到海淀，吴家花园在北大的东门的对面，在一片西园的房子里面，住在那儿，回去我就跟他聊天。有一天我和他在吴家花园的胡同里面散步，我就说我要上哈军工，实际上彭伯伯在这个以前去过好几次哈军工，他对哈军工很是了解。当时一个是他的心态，一个他也不希望我离开北京，他就跟我说：“哈军工太贵族气了，你干嘛要上那个贵族的学校，北京有那么多普通的大学，你哪个学校不能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一段对话，这是对哈军工的一个说法。当然我没有听他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在他那个特定环境下下，他的一种心态，还有他对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也没有太多的跟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上哈军工学军事科学，实际上我上了哈军工以后，我们年级有好多同学从清华、从科技大学，转到哈军工去的。比较典型的像毛远新他上了清华了，后来转到哈军工去的。尤其像科技大学的叶挺的儿子叶正光，他也是从科技大学转学到的哈军工去的，我想大家的心愿就是要学军事科学，就是将来研制出最先进的国防武器，为保卫我们的国家做贡献，我想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思路。上哈军工这几年上的非常不容易。应该说我是初中、高中是按部就班的学的，女附中的基础也比较好，到了学校学习非常顺，但是非常累，压力非常大。

     当时同学的学习成绩的参差不齐，因为没有参加高考，有些各种各样因素进去的人，后来大概是学校里感觉到学生们成绩相差得太多，对整个教学质量不能保证，所以1962年那次考试就考的特别严，基本上一个年级里面，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及格的科目，连毛远新也有一个2分，我那年也有一个2分。完了以后，暑假就没回家，就在学校里面补课，还得补考，62年叫“泄大肚子”，就有好多人4门不及格的就退学了。我们那一届60年入学以后，淘汰的人特别多。像我们那个班进去的时候是21个人，到毕业的时候，原班的人剩7个。其他的，后来增加了一些，都是高年级由于各种原因留级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各个班都是属于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人员流动比较大。我呢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呆在这个班，认认真真的学，当时因为到了哈尔滨也没有什么熟人可以串门的，就是供给制，你不用发愁吃饭、发愁穿衣，唯一的你上课的时候要把功课消化了，所以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战士的津贴是6块钱，反正那个时候钱也买不了什么，也不上街，所以哈尔滨我呆了那么多年还是很不熟的。

    记者问：插一个问题，您当时觉得在北京你可以上其他的好的学校多很多，而且彭德怀元帅也认为您是哪个学校都能上，那时候您的学习成绩好到什么程度？

不是哪个学校都能上，意思是说，你那么多好的学校都可以上，为什么非要上哈军工，我在女附中成绩是中等，也不是最好的。

记者：在北京算是最好的。

     女附中在当时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是一个老学校，校风比较好，管理也比较好，这个学校的教师水平比较高，这个学校的学习成绩，在当时的北京市来说，应该算是不错的。所以也不是说特别突出的，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特别讲成分论，我们有很多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后来都去当老师了，就是都上师范，不让他们上重点学校。我因为出身好，有这么一个机会上哈军工，你如果成绩再好，家里有这个那个的问题就不行了，尤其像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对家庭出身是干什么就划的特别清楚，像章伯钧的女儿跟我是同年级的，他们后来都是只能学文，绝对不能让他们学理工的，让学理工算是国家特别信任的。他们基本上毕业都是当老师，他们的学习都是相当好的，反正是国家处于那种状态。

记者问：回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泻大肚子”，没有把你泻下去嘛？    

对，接着就是补考，后来还是成绩上去了，所以我是稳稳当当的毕业了，是当时我们班里面的7个同学之一吧，能坚持下来就不容易，反正我就是说，那个时候星期六、星期天都搭上了，就等于我星期六、星期天有一个喘气的机会，把这个星期哪天没有学好的，大家努力自学，大家非常自觉，大家在哈尔滨也没有多少有亲戚的，可能别的地方有，反正我们这个年级里面大家都差不多一样，所以在哈尔滨呆了那么多年，我大概没怎么上过街，偶尔上一次。

三、国家给了哈军工很高的生活水平

记者问：以前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水平，到了哈军工后的生活水平，感觉学校的生活水平是否下降了？

要说到这点的话，我就说我上哈军工就真没受过苦，苦是没受过，我去了很快就到了困难时期，1962年北京很多大学，学生粮食定量，就减了很多，还饿肚子，这个那个的。我们哈军工没有，就可能是开始那几天让大家去捡了捡树叶，说要瓜菜代什么的，可是定量月45斤就没有减过，而且就再没有瓜菜代过，而且那时候要打黄羊什么的，国家军队要保证我们的还是敞开吃饭，我就说这三年困难时期，其实我们在哈军工没有感觉到，这就在全国来说大概我们比较特殊的。可是你要说吃多好，也不会了。因为我有些同学，后来能吃肉，吃得最后都动不了，老也吃不着肉，好不容易吃一次肉，也是作为笑话。其实当时我们年级来说，像毛远新，高干子弟比较多，大家作为平常的同学来说，反正生活都一样，没有谁有什么特殊化，该批评谁一样批评。毛远新跟我不是一个班，他是二班，我是一班，他是他们班的党小组长，他们班里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张鼎丞的女儿叫张延中，在我们校里头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同志，她就成了毛远新的批判对象，因为他们是一个党小组的，张延中我们管她叫九九，她有的时候有的课不上，就很有个性，她觉得这个课没有用，她就不上，反正老闹点小自由主义，毛远新就重点批判她，完了以后还去跟戴主任说，戴主任大会上也批评。不能说你是干部子弟就能为所欲为，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事，就这样的事，都很认真地对待。其实现在想起来毛远新还挺坚持原则的，作为党小组长，九九就老说毛远新把我成了他们党小组里面重点的监管对象，而老告她的状，老批评她，大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正在学校里头吃得饱，你说吃得多好，是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个没有，可是都能吃得饱，挺好，那个时候大家都满意了。我记得那时候妈妈还怕我不饱，给我寄好多糖块，增加这个那个。所以在哈军工上学那几年，我觉得主要有什么倾向呢？1962年以后，学习好就是政治好，反而就出了这么个观点，1962年考进去的学生都说，那分跟清华差不多，都是最好的学生才能进，就考得比较严了，所以整个学校抓教学质量那个风气特别得重，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齐心协力把教育办好。

我印象里最深的一个，那时候经常有些中央领导到学校里去看，有一次王震到我们学校去视察，他在扩音器里给大家讲了一个话，因为当时他有几个儿子，王之在五系，还有王兵、王军都在我们学校，反正他五个儿子，一次打完球，我的印象里他在喇叭筒里头说，各个教室都有一个喇叭，就听王震伯伯在那说话，他说：我的儿子学习都不怎地，将来你们要出公差（打扫卫生等劳动部队称出工差），谁学习好不出公差，就让我儿子替你们去。就是王震很崇拜这个要把学习搞好，要他的儿子替你们去出公差，学习好的一定要把学习搞好，就说整个那个风气就是学习好就是政治好，就是为了祖国的建设，要把本事学到，好像把本事学到，有点就是更强调科学技术这方面。

四、赶超清华

记者：现在有人说1960年代初的时候哈军工的学习抓得很紧，就提出过，要赶超清华，有没有提过这个？

虽然我没听说过这个口号，但我知道1962年入学考的分数线，就跟清华的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是特别敬业，因为都是军队，入伍了，学校对老师的教学抓得非常紧。反正我觉得我们学校里尽量地给我们创造学习的条件，图书馆啊查资料啊，让大家学好，这方面就创造了各种条件，这个真赶超清华，我没听说过。可大家确实，那时候提出一个口号是什么，就说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所以除了学习以外，要锻炼身体，当然作为部队来说，每天早上集合出操都是必须的，课间因为从我们的教学楼到专业课就很远，所以就是排着队跑着去，完了再跑回来，他还是部队那种要求，我记得每年冬天，鼻子尖都冻僵了。为什么呢？就因为都零下20度了，还跑步，所以每年都冻鼻子尖，反正学习非常严格，整个一套管理非常严格。我们这一届，就是我们60级的，61级的，后来就是我们五系组织了一个长跑队，我也参加长跑队了，那时候跑六千米，每天跑，跑起来也是很累的，而且我们学校有上下坡，要再跑坡就更累，可是那时候一想到要给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这个锻炼还是必须的，后来跟戴主任一起照一张相。很多学生穿着裤衩，男孩子、女孩子跟戴主任一块照的相，长跑队五系最厉害的，就是参加人最多，而且能坚持下来，跑了六千米又上坡，又下坡的，就很不容易。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整个那个气氛就是很有朝气，大家就是向上的，都是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把学校搞好，这点我觉得哈军工，反正那几年我是这种感觉很强的。至于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就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尤其军队的领导、元帅到哈尔滨去，就把一些干部子弟招到一起，见见面，完了以后，在一块吃顿饭，这种事大概每年都有，我当时的体会，都是战友的孩子嘛，去看看战友，他自己的孩子也在那，一个陈毅去了，或者谁去了，他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也把别的同学召集在一起见见面，看看大家身体好不好，这种事是有。陈毅在大操场给我们全体同学讲了一次话，他讲话，我印象就非常深，他说他在四川的时候学习就非常好，那个时候学古文，他古文就非常好，后来他为了更多地上学，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学费，就替别人作弊考试，有些有钱的孩子作文不好，他就给人家代写文章，反正他是鼓励我们认真地、踏实地把学习搞好，这点强调的是比较多，所以陈毅不管作诗啊，这种情况是有。

五、女生照样学理工，并打好一生基础

记者：那时候学理工的女同学比较少，感觉学理工会不会比较枯燥？

没有枯燥的感觉，要是枯燥的就不学了，挺喜欢学的，我觉得最可惜的是花了这么大劲去学，可是从搞四清起，其实哈军工去搞四清，我们在巴彦县，在松花江上，我们那一期，在那搞了半年四清，是相当卖劲，搞得相当不错的，那次政治锻炼，后来我还闹了一个五好工作队员，我在那个小队里头搞得相当不错的，那次真的锻炼，跟贫下中农在一起，真是非常努力，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按照四清指示，实际上小队长对财务有没有财物问题和这个那个的问题，从小队长开始查起，闹得还挺兴师动众的。因为那时候搞四清就这么搞，毛主席说的，按这个指导思想搞。可是我们自己非常努力的，我记得那时候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那时候到了7、8月份十来月份天气很冷了，农民盖房子，东北是把草和泥和在一起，完了以后往房子上一摸，脚到那里头踩去，我们就脱了鞋跟着在里头踩，冻得要命，可是农民踩，我们也要跟着踩，早上起来就跟着农民捡粪，就是那个锻炼。

记者：那时候上课，有没有哪门课最喜欢，或哪门课的老师你们最喜欢？

这么说吧，我离开了哈军工以后，整个环境就很复杂了，后来哈军工的事都不太想，所以人们在说彭老师，比如我们原来的数学老师，或者是我们最后专业课上接收学技术课的老师，或者是无线电的老师，大家都还想起来一些，但是后来都没有联系。你说哪门课，反正那个时候，我的概念里，这里头就是只要祖国的需要，我都必须学好，那些都是业务课，好像那些不学好，将来什么工作不能做，像自动控制课，好多都挺难的，就得特别认真地学，那时候确实做很多很难的题，后来确实都没有用上，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非常努力的学了很多东西，后来我们一出来，我们从搞四清开始，按毛主席说的政治第一，咱们先下放锻炼，到了七机部就下放锻炼，接着就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两派就打得不亦乐乎，就以抓革命为主，所以就走了这一个极端，后来因为1969年到1972年下放，就到军垦去，到部队里头去，那三年我们就是围海造田，就挖土、挑土，修猪圈、养鸡、养鸭子。那时，我们的排长都是解放军，排长、连长以上都是解放军，我们就在这老老实实地劳动吧，谁要是说想偷偷地看点业务书，或者背点外语单词都算是白专道路，所以说我学了五年，这五年最后把它都扔了，就一直到1972年，这才回来搞业务，而且业务又转到航空去了，所以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记者：哈军工的基础还是能用上的？

那是，到了航空工厂我就搞特设，搞组装，飞机上总得有无线电设备了，有些自动控制设备，都可以联系上，可以用，可是比自己原来学的就简单多了。可是就要求这个。其实我们同班的同学，后来留在七机部的、研究院的，到现在人家还在工作，尤其几个男同学，他们一直是业务骨干，就领着搞型号，不管是搞卫星的，还是搞导弹的，实际上他们到了七机部他们就是生力军了，就靠他们来搞科研，一直到现在，一直还都是业务尖子，还在作为专家带领年轻人吧。所以如果让我们真正去干这个的话，应该可以干得很好，可是因为整个国家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原因吧，所以没有用上，感到很遗憾。不过我始终有一个信念，我要在国防战线工作，所以我后来调了很多单位，后来到了国家经委。人说：你要到哪个单位去？我就说我要搞国防口，因为你到国家经委有这么多单位，有搞外贸的，什么多有，人家比你的活份多了，可是我一心就我在哪个单位，我要搞军工，所以我就一直是在军工的科研生产系统做管理工作，就说机构在变，我一直到退休我都在军工一线工作，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的国防能强大，在这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非常微薄，可是总归是自己的一个心愿，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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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太北是左权将军的女儿。1982年，当左太北已经42岁时，母亲刘志兰交给她一件非常珍贵的宝贝，那是父亲写给母亲的11封信。“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读着这些信，在睡梦中还高兴地见到了父亲。”这11封信是左权将军当年送妻子和女儿去延安后，在21个月里陆续写下的，一共有12封（其中一封丢失了）。父亲牺牲时左太北还是个婴儿，因为这些信，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从信中，她读懂了父亲对她们母女二人深深的爱。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1965年，左太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她的婚事，是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帮忙促成的。沙志强比左太北大3岁，在河北农村长大，毕业于清华大学，父亲也是一位老革命。左太北笑着回忆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沙志强穿着一身旧军装，膝盖上补着两块大补丁，显得朴实真诚，成熟可靠。沙志强也很喜欢单纯诚恳的左太北。于是，两个人很快确定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