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立军休所 陈学中

我已九十一岁，快到人生的终点了，常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忆。回忆来，回忆去，总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但这种感觉算不算真正的幸福?我便在网上找了一些有关幸福的文章来看。尤其将现代积极心理学中的 PERMA幸福理论看了数遍。该理论将幸福归结为五大元素:P是积极情绪，E是投入，R是人际关系，M是意义，A是成就。

先说积极情绪。大家都知道，发展党员是从积极分子中挑选的，入党之前就要积极。我1950年上高中时，入了共青团。同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数理系，被选为系的团支部委员。年底抗美援朝，号召参军参干，我带头参了军。1953年1月将我从西北军区司令部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当学习班长，学习和工作都很积极努力。1955 年入了党。入党后，树立了革命人生观，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就更积极了。加上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非常的乐观，我就成了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当然情绪也低落过，但时间不算太长。文革期间，1969年在马兰我遭受了批判。说我反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和抓活思想。还说我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白天开批判会写检查。晚上不让回家，呆在办公室的一个小屋里反省。年底就将处理复员 ，回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八车间包装组当工人了。当时我想过去学的科学知识都没用了，后半生就靠出卖劳力吃饭了。月工资也由100多元降为50元，五口之家生活也比较紧张。情绪一下就低落下来。

但到包装组上班后，和工人一起干活，大家有说有笑，情绪就好多了。党小组又选我当组长，负责领导包装组的政治学习，还要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不积极起来也不行。

1971年的一天，突然接到我国著名气象学家顾震潮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展转打听,你回开封当工人了，离开气象隊伍很可惜，希望你还能回到气象隊伍中来。我回信说: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去上海台风研究所或广州热带研究所搞科研。他来信说:我认识国家气象隊局局长张乃召，跟他说说，可能问题不大。先后通了十来多次信，但由于当时仍在文革动乱中，他又重病在身，1976年就去世了，一直没办成。尽管如此，这却对我是一次很大的鼓励。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开封市就于1973年秋将我调到开封师范学院数学系教书。虽然是以工代干，工资不动，我却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转变。又从体力劳动回到脑力劳动上来了，以后所学的知识又都用上了。积极情绪有了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粉碎四人邦后，落实政策。1978年9月国防科委将我收回二十一基地,重新穿上军衣,恢复原级,军龄照算。月底调往北京总参气象研究所，搞科研。我真是高兴极了。从此情绪再没有低落过，一直非常积极乐观。

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至今我身体仍然不错。除了视力和听力有所下降外，没有大毛病，仍然每天和老伴去公园遛弯，负责买菜做饭，生活自理毫无问题。

再来说投入。因为我是一名党员，对党和组织上交给的每项工作都认真负责，努力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任务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我从不把艰难的任务当成压力，更不会看作是负担。而认为是党和上级对我的信任，力争园滿完成。下面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964年3月初，我正在哈军工准备指导学生作毕业论文。突然国防科委指名调我去新疆二十一基地参加核试验气象保障工作。我的第一反应，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是该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我二话不说，趕紧收拾东西，带着孩子老婆出发。到马兰后任命我为司令部气象室副主任，负责领导天气预报工作。当时室里的预报员大都是新调来的，对核试验要求的天气预报不知怎么做。我就赶紧领着几名骨干去乌鲁木齐，住在自治区气象局里。利用那里的气象资科，首先查找出历年来适合核试验气象条件基地出现的好天，然后研制好天的预报方法。那时除了吃饭睡觉，抓紧一切时间，苦战了近三个月，终于研制出了五种好天预报模式。每种模式包括天气形势。从此情绪再没有低落过，一直非常积极乐观。

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至今我身体仍然不错。除了视力和听力有所下降外，没有大毛病，仍然每天和老伴去公园遛弯，负责买菜做饭，生活自理毫无问题。

回马兰后给大家讲解这些好天预报模式並组织大家班上練。规定凡是长期预报组发布的每一次好天预报中期组必须盯上，中期组发的短期组必须盯上。各组不论是错报、漏报或报对一次好天过程都必须写出小结。经过一段班上练，大家初步学会了适合核试试气象条件的好天预报方法。

八、九月份气象学家顾震潮先生作为国家委派的专家来到马兰。我向他汇报了所作的技术准备工作，並把五种好天预报模式拿给他审查。他对这些模式很称赞，但是仅仅提出天气预报指标显得少了点。我们就发动大家在他的带动下，大找其他天气预报指标。经过找指标，大家进一步熟悉並掌握了好天气的预报方法。

在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期间，我们气象室发布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都很准确。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第二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学森同志向张爱萍提出:美国从1975年便开始对战略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遇到云层时受粒子云的侵蚀课题进行研究，我国也要尽早开展研究。研究粒子云对弹头的侵蚀问题，需军方提供一个适合战略目标区侵触严重指数ESI8的粒子云气候模型，作为抗侵蚀的标准。但当时总参气象局、空军气象局和二砲都认为很难，提不出来。张爱萍便通过军委决定成立总参大气环境研究所，重点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所成立后，就把这个重任交给我，预报着眼点和预报指标等。

回马兰后给大家讲解这些好天预报模式並组织大家加班練。规定凡是长期预报组发布的每一次好天预报中期组必须盯上，中期组发的，短期组必须盯上。各组不论是错报、漏报或报对一次好天过程都必须写出小结。经过一段班上练，大家初步学会了适合核试试气象条件的好天预报方法。

在1964年10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期间，我们气象室发布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都很准确。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的确我从未接触过这类问题，又没有实战目标区的资料，

困难是很大的。但这个问题又非常重要，必须尽快完成。我

就一头扎到二部的图书资料室里，查资料。首先要弄清美国

是怎样搞的。根据当时我国的人力和物力条件，照搬美国的

办法是不行的。况且美国的模型根本不是实战目标区的，更

谈不上气候模型。我们必须另想办法。经过近三年的奋战，终于在1989年研制出了我国适合实战目标区侵蚀严重指数ESI=8的粒子云气候模型。该模型在成都召开的抗粒子云侵蚀会议上，确定为国家标准。该项成果荣获军隊科技进步一等奖。

通过多年的科研实践，我深深体验到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重要任务中去时，那种忘我心态便是一种快乐，便是一种幸福。

第三是人际关系。党要求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我无论到那里，和同志之间，邻里之间关系都非常友善，从未和谁吵过架。家庭也很和睦，和老伴结婚六十多年了,一直很恩爱,子女们也都很好，很孝顺。我认为无论对谁，即使有过矛盾，甚至运动中批判过你，都不能记仇，要记的是别人的好处。比如在马兰批判过我的一些同志,包括当时主持会场的同志,80 年代初转业到北京来，我都去看望他们。我就为自己定了个(我的中国梦)。即要在有生之年，亲眼看作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強国。如果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那时该是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呀!

总之，我认为一名党员按党员标准去做，勤勤恳恳为党

的事业奋斗终身，幸福的五大元素也就自然而然地溶于其中

了，就一定是幸福的一生。

作者简历

陈学中，男，河南杞县人，1930年9月生。

1951年1月于河南大学参军。1953年2月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11月空军工程系气象专业毕业，留校任动力气象学助教和讲师。1964年3月调新疆二十一基地，任气象室副主任。在参加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期间，先后立个人三等功一次，集体一等功四次。受文革冲击，1970年1月复原回河南省开封市。在联合收割机厂当三年工人，在开封师范学院数学系当五年教师。1978年10月落实政策调回部队。任总参气象研究所一室副主任期间，曾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论文多篇，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和国际地学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委员。1986年后任总参大气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科研成果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一次，国防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以及主编《大气环境与高科技战争》一书。因对科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作为总参保留专家，延至1995年退休。退休后又编著《大气环境与微波激光武器》一书。现在朝阳区安立军休所修养。

2022年12月28日陈学中学长因病去世了。根据陈学中校友的遗愿，我们将陆续发表他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