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任弼时诞辰120周年

    唐瓦加

今年4月30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诞辰120周年。任弼时与我的父亲唐铎是湖南同乡，又都是1904年4月出生。1916年，他们两人都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那时，任弼时的名字为任培国，我父亲唐铎的名字为唐灵运，他们是同班同学。今天，在他们两人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作为唐铎的后人写出1939年在莫斯科他们两人相见的故事，以纪念两位前辈。那次莫斯科的相见，是我父亲与任弼时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得到了任弼时的教诲和鼓励，对父亲来说，终身难忘。

   1938年，苏联正是“大清洗肃反”的疯狂时期，当时正在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三年级的唐铎，被苏联国家内务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日本特务”错误地逮捕入狱。一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和在苏联颇有名望的中国著名诗人萧三的全力营救下，唐铎被释放出狱了。

1939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

在苏联颇有名望的中国著名诗人萧三

正是唐铎的小学同班同学任弼时和小学音乐、英语老师萧三的出证，才使苏联国家内务部当局相信，他们错误地把唐铎当成日本人和日本特务了。而且，当时萧三还给斯大林写了信，表示愿为唐铎作担保，请求释放唐铎出狱。

1939年，唐铎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处拜见了救命恩人任弼时。自从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他们已有二十年未见了。1920年，唐铎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又从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毕业后，被派到了苏联学习航空。而任弼时小学毕业后，1921年，在毛泽东的建议和介绍下直接去了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了国内革命斗争。1934年，任弼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任弼时再次来到莫斯科，出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抗战形势以及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巩固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坚定决心，并积极争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

1939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夫妇与任弼时夫妇合影。左起：周恩来、邓颖超、陈琮英、任弼时  (摘自《任弼时画册》)

1940年，在莫斯科，前排：右起：周恩来、陈琮英、任弼时，后排：邓颖超、孙维世、刘亚楼、杨之华、陈郁、蔡畅。

(摘自《任弼时画册》)

1939年，在莫斯科，前排右起蔡畅、任弼时、邓颖超、孙维世，后排右起张梅、陈琮英、周恩来。  

(摘自《任弼时画册》)

当时任弼时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多年未见的同学唐铎，十分高兴。那天，当工作人员向任弼时报告“唐铎同志请求见您”时，任弼时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去见唐铎。当唐铎出现在门口时，他们两人相互叫着他们在小学的名字， “任培国”、“唐灵运”，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唐铎坐下后，任弼时给他沏上了湖南茶。任弼时关切地对唐铎说：“老同学，你还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能活着从监狱出来，了不起呀！”唐铎说：“是啊！这还不是归功于您和萧三老师的营救？是你们为我出了证明，我才捡了这条命啊！不然，我早就葬在这异国他乡的黑土地里了！”

    任弼时看着唐铎憔悴的脸说：“看得出来，你是多日没有见过阳光了，请喝茶吧！”他随手递给唐铎一杯热气腾腾的湖南香茶。唐铎接过家乡的茶，贪婪地闻了闻，又喝了一口，说道：“有多少年没喝到家乡的茶了，又香又浓啊！”

    这时，任弼时接着说：“干革命就是有风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风险都一样存在。1921年，我第一次来苏联学习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是从上海坐苏联邮船，先绕道日本加水、加煤后到了海参崴的，在经过苏联赤白交界处的俄国白匪军的关卡时，我还被白军军官拦住，受到盘查，当时我化妆为小理发匠，急中生智地巧妙回答盘问后，总算混过关了！”唐铎静静地听着，他真没想到，任弼时也跟自己一样，是从海参崴秘密进入苏联的，而且，冒了比自己更大的风险。任弼时接着说：“苏联开展肃反运动已多年了，好在现在斯大林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始纠正这方面的错误了。苏联的形势还是大有希望的，不久，你会看到新形势的。”

但唐铎却一直为自己的前途而忧虑，他渴望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所以，唐铎把他多年渴望回国的愿望全盘托出，讲给了任弼时。但那时，任弼时从革命的长远角度看待了唐铎的回国请求，任弼时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局势不稳，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空军，而且也没有可以供唐铎发展的平台，便劝唐铎暂缓回国。任弼时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知识和技能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用武之地的。”【1】任弼时接着说：“上次苏联国家内务部人员来我这儿取证后，我就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了报告，请求共产国际方面出面帮助解决你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搞清楚了，你就仍可以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继续学习，完成学业再回国服务。”后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给了苏联联共(布)中央（苏共中央的前称），请求恢复唐铎的党籍和学籍后，苏联联共 (布)中央的文件才被批了下来，这样，唐铎按任弼时的指示，又回到了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继续学习了。

1940年，当唐铎回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时候，原三年级的同班同学都升为四年级了，唐铎只好插班三年级重新学习。唐铎原本以为很快就能从学院毕业，就能回国参加抗战，还能为建立自己祖国的空军做贡献。但情况变化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军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奉命从莫斯科转移到了苏联的大后方乌拉尔地区。那时，唐铎牢记任弼时的嘱咐，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完成学业，就随着学院搬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在的叶卡捷琳堡市）的新校址继续学习了。

战争时期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商品缺乏，食品供应不足，生活必需品的物价飞涨。学院实行食品配给制，每个学员的饭菜都有限，而且食堂顿顿是稀粥，偶尔有面包，蔬菜只是在汤里能见到的一点点儿菜叶，唐铎经常是饿着肚子去上课的。由于教室不够用，两个班级分上、下午轮流用一个教室上课。冬季，外面气温常降到寒冷的零下四五十度，但室内既没有电，又没有取暖设备，一堂课老师要安排多次暂短课间休息，让学员们站起来活动活动，暖暖身体后，再坐下继续上课。那时，唐铎忍受艰难的一切，咬紧牙关，坚持上课学习，直到毕业。

俄罗斯图片资料：转移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员们在森林中上课

1942年，当唐铎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跨出大门时，他自己都难以相信，竞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才从学院毕业，这比其他学员就读学院的时间几乎多出了一倍。他回想往事，昔日的记忆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1934年，他入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预科学习；1935年，入空军兵器系学习；1938年，无辜被捕入狱；1939年，出狱后，拜见任弼时，等待联共（布）中央对自己问题的平反文件；1940年，回学院插班三年级学习；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随学院搬迁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继续上课；1942年，前线毕业实习后，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正式毕业。在这8年里，尽管唐铎饱尝了顺利与曲折、成功与失败的甜酸苦辣各种滋味，但他牢记着1939年任弼时对他语重心长的嘱托：“完成学业再回国服务”，始终把任弼时的教导作为了自己在校学习的“座右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学习精神，持之以恒，坚持学习到了毕业。

1942年春夏之交，唐铎正式从学院毕业，并荣获了“航空军械工程师”的技术称号，被授予了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毕业徽章》和毕业证书。这样，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历史上，唐铎成为了最早从学院毕业的中国学员之一。

佩戴苏联勋章、奖章、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徽章的唐铎将军

 唐铎被授予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毕业徽章》

  1953年，在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与苏方交涉和斡旋下，唐铎才终于实现了回国的愿望。但他再也没有能见到自己的同学、曾鼓励自己在莫斯科完成学业的任弼时同志了。195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因积劳成疾，不幸在北京英年早逝，终年46岁。

唐铎回国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协助陈赓院长创建哈军工，出任了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主任，参加了创建空军工程系的工作，领导首创了《航空工程》、《航空兵器》等6个专科（专业），先后领导成立了《航空发动机原理》、《航空雷达》、《航空喷气武器》、《轰炸原理和瞄准具》、《无线电导航》、《机场勘测与设计》、《军事气象》等27个与空军领域有关的教授会（教研室），把空军工程系办成了哈军工第一大系。实际上，那时，空军工程系的整体架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系的规模，具备了一个完整的航空学院所需要的专业和科研的设置。

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哈军工时，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与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左1强晓初、左2任仲夷）

《哈军工纪念馆》中的画像：钱学森视察哈军工。

1955年，唐铎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58年，《导弹、原子防护》专科，对外称为《第七科》在空军工程系成立，唐铎兼任了主任，领导创建了“导弹专业”。1959年，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访问哈军工时曾说：“目前五院是一翼，你们哈军工的第七科也是一翼，有这两翼，中国的导弹一定会很快的飞起来的。”【2】不久，这个预言即成为了现实，唐铎为我国空军和“两弹一星”人材的培养以及空军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从而完全实现了任弼时1939年在莫斯科的预见：“完成学业”，“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用武之地的”。同时，唐铎还成为了我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着国外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的开国将帅之一。 

2018年5月9日，在北京参加由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起的“不朽军团”活动中，我荣幸地见到了任弼时之女任远芳，并向她讲述了任弼时同志在苏联“大清洗肃反”时期营救我父亲唐铎的故事，而这些都是任远芳以前从未听说过的。

 1939年，在莫斯科，左起：任弼时、陈琮英、孙维世、邓颖超，小孩：任远芳

2018年“不朽军团”活动中唐瓦加举着父亲唐铎像，任远芳举着朱德女儿朱敏像合影

笔者唐瓦加与（左起）萧立昂（萧三之子）、刘煜鸿（刘亚楼之女）、李英男（李立三之女）、李多力（李范五之子）聚会合影。

2018年5月9日，任弼时之女送给笔者唐瓦加的《任弼时画册》

任远芳听我讲后很高兴，也很激动，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本《任弼时画册》，签名后，作为纪念，赠送给了我。今天，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翻阅着《任弼时画册》，缅怀着革命前辈们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而做出的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工学周报》

【军工往事】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创建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