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臣 吉小平

薛克忠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为干部战士讲战役案例

（选自哈军工将军画传）

80年代中的一天，吉小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南楼病区，看望住院的岳父。

吉小平到岳父的病房时，岳父正与薛克忠在阳台上聊的正欢。

薛克忠的病房与岳父的病房靠在一起，是隔壁邻居。由于，薛克忠和岳父同是山西老乡，都是1937年前后参加革命的，抗日战争时期都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都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相同的经历，聊的话题自然也就特别多，聊的也非常开心。

岳父看见吉小平进来，很高兴地向吉小平介绍薛克忠。

吉小平非常高兴的告诉岳父，薛克忠“是我的老首长、老领导了”。

薛克忠在抗美援朝作战时，曾任志愿军工程兵指挥所司令员。回国后，到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五系（哈军工工程兵工程系）任主任。上世纪六十年代，工程兵工程系整体移师西安后，薛克忠任工程兵工程学院政委。文革后，任徐州工程兵学院政委、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

吉小平对岳父说，“1965年秋，薛克忠时任我工程兵工程学院政委时，率领我们工程兵工程学院师生到陕西汉中地区南郑县，参加陕西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随同薛政委到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郑县牟家坝公社“社教”工作队的，我们学院除我64321班全体学员（25人）外，还有学院机关的几个干部。我们被分配到公社的各个大队工作组参加“社教”。

为了把“社教”工作搞好，薛政委亲自带队深入最基层，直接到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郑县牟家坝公社的张家山大队蹲点，边工作边摸索，及时总结经验，用于指导其他工作队（组）的“社教”工作。

我班的李克臣当时正好也分配到张家山大队“社教”工作组。在“社教”期间，他一直工作在薛政委身边。吉小平和班上的宋斌琪分配到公社的神仙沟大队“社教”工作组。当时，吉小平任64321班的班长，也经常到张家山大队向薛政委汇报工作。

张家山大队是一个山区的生产队，条件艰苦,各生产小队依山分布，比较分散,工作开展起来难度比较大。从山下到山上，张家山大队工作组同志每两人组成一个小工作组，组织各生产小队的“社教”工作。李克臣的工作地点是山顶的曾家沟小队。由于人手不足等其他原因，薛政委把李克臣一个人单独安排在这个小队工作，自然平时工作受到薛政委的关照和具体指导比其他小组的同志多一些，受政委指导教育的时间也更多一些。

李克臣回忆起当时“社教”工作的情况时，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薛政委严谨的工作作风，慈祥的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

当时，薛政委已经年近花甲。他在战争年代负过伤，身体不是很好。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抗美援朝的工程兵指挥所司令员，他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他和我们学员一样，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老乡打成一片。陕南秋冬气候寒冷潮湿，他坚持工作在基层一线，给我们年轻人做出了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带头榜样。

工作中，薛政委对我们年轻人要求严格。李克臣回忆说：

每逢周末，薛政委就召集张家山社教组同志一起学习政策，听取同志们的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安排。他特别注意对初次参加地方工作学员的思想教育培养，特别注意党的政策教育和社教文件的学习，特别注意年轻同志工作能力的提高。对怎样搞好社会调查，怎样组织群众召开座谈，都进行了详细具体的指导。对政策性较强的工作，薛政委总是亲自把关。如审核农民成分时，带领社教组全体人员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当地政策；对重新划定和审核人员的土地情况，雇工、自种、租赁，以及农具牲畜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核实把关。薛政委特别强调，可上可下的成分应就低不就高，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扩大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整个大队的成分核定工作得到了当地农民的一致认同。

逐村逐户成分核定阶段，有一户姓曾的农民，他家在土改时被定为富农。“社教”中，重新核定家庭成分时，按照剥削量化分，他家确实可以划定为富农。但是，根据当时的土地拥有量、家庭成员的数量、农具等情况综合考虑划定为富农成分是偏高了。薛政委组织工作组对他家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后，重新核定了他家的成分，由富农核定为上中农，使他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家人多次向工作组表示“党的政策就是好，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使我们的革命队伍多了一个团结的对象。

政委在“社教”中，始终教导我们，“社教”主要是用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自我教育的运动。所以，“社教”最重要的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实行民主作风，不能脱离群众。群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群众认识到了、觉悟了、改正了就可以了；对干部发生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他曾经说：“谁不犯错误啊？”只要是不违法的，认识到了，改正了，退赔了，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教育后就可以了。问题大的，要帮助提高认识，按党纪国法的纪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坚持原则，不能姑息。在那个偏“左”的年代里，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十分难得的。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各家都没有多余的粮食，经常有吃不上饭的情况发生。秋收时，一个村干部带领着三个社员到南山坡的梯田收稻子。在收的过程中，他们每人把一篓稻谷(大概有20多斤)背回了自己家。在“社教”思想提高阶段，通过工作组的启发教育，他们自己把问题摆了出来。通过这次教育，无论是干部和社员，大家都认识到这是私分集体财物的错误行为。尽管那几户人家的家里都不富裕，但那个村干部主动全部进行了退赔，几个社员的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个问题处理完以后，李克臣把情况向薛政委作了汇报。薛政委说:“我们要多体谅农民的疾苦，这样处理很好！”正是由于从老百姓角度出发“体谅农民的疾苦”的工作态度，我们搞过“社教”的生产队，群众团结，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生产干劲上去了，干群关系更融洽了。

在“社教”工作期间，政委还多次强调，“社教”工作队员，本身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在工作中，他总是要求工作组队员务必深入群众，贯彻群众路线，不断提高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和自身的思想觉悟。我们每次汇报工作的时候，薛政委都要求我们详细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认真听取和询问队里生产有什么问题，群众生活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指示工作组成员要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存在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汇报工作时，薛政委一直是非常认真的听取我们的汇报，详细询问工作的进展，存在问题的具体情况，不停地记录着我们汇报的情况，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具体、详细的指导……

张家山大队的“社教”队员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非常好，工作没有反复。社教队员离开的时候，老乡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撒泪叮嘱我们要常回来看看。

李克臣说，“社教”期间，工作中，薛政委严格要求我们。在生活和思想上，薛政委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爱护。薛政委平易近人，没有丝毫架子。工作组开会的时候，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买一篓陕南特产的桔子请大家品尝。会前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中午跟大家一起吃便饭；会后和大家谈谈心，了解大家工作、生活的情况和困难，经常给予指导和帮助，犹如家人长辈，很是亲切。

一次，吉小平和其所在的神仙沟大队社教工作组的组长一块儿到公社参加“三干会”（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三级干部会议）。中午饭是一人半斤米饭，一大碗红烧肉。薛政委对大家说：“我吃不了那么多，你们谁要一些？” 当年，年轻的我特别能吃。我没加任何思索，立即接过薛政委的话说：“政委，给我吧！”薛政委将他的红烧肉和米饭分给了我一半。事后，神仙沟大队工作组组长对吉小平说，“我们看到将军同志都是非常敬畏的。你们部队上下级关系这样融洽，真的很好，令人羡慕！”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年轻的军校学员也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是老政委严谨的工作作风，谆谆教导，还时常在我们耳边响起。老政委深入群众中去，同群众共劳动，同吃同住共生活的身影，仍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

跟随薛克忠政委参加的这次“社教”运动，是我们作为一名工程兵战士，接触地方工作的第一课；是我们年轻的军校学员，走向工农大众接受社会教育的生动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