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系征文：哈军工求学期间几段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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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征文：哈军工求学期间几段难忘的记忆

来源：本站发布者：邹逢兴日期：2018-08-04

我是“哈军工”导弹工程系（五系）导弹控制专业六四级的学员。记得刚入学时，我所在的班叫64-561班，也就是我们专业是6专业，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改叫64-551班，专业番号改为5专业了。全系六四级分为两个学员队，一、二、三、四专业4个班编为64-9队，五、六、七专业4个班（其中七专业2个班）编为64-10队。64-10队的队干部是队长郭维孝大尉，指导员郭景田少校，副指导员吕金铭中尉。这是1966年4、5月份学校集体转业以前的情况。集体转业以后，学校的学员组织体系由原来按年级横向编队改为按专业纵向编队了，我们班与同专业的63-551、62-551、61-551和65-551四个班一起编为一个队，队干部是队长傅万春，指导员李福林，副队长王振武，副指导员袁树范。因为按纵向编队后不久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以队为单位的活动越来越少，很快就陷入了各班、各派乃至各人各自为政的局面，所以对新编学员队的印象不太深，以至纵向编队后我们队怎么称呼我都记不清了，忘记了是否以“五专业”或“五队”称之。相比之下，64-10队的印象和班与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密切得多。我们班共有26名学员，其中7名女生，19名男生。
尽管在我们就学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原因，五年的“哈军工”学历，真正的正经八里学习时间只有两年不到，使我们无异于中途辍学，荒废了学业，以至于从我们自身到社会都感到有点先天不足、抱憾终身。但无论如何，毕竟我们心中已经种下了“哈军工”的基因，我们身上已经流淌着“哈军工”的血液，她支撑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此后各个行业领域几十年的工作中，都表现出了“哈军工”人应有的素质能力，做出了“哈军工”人应有的业绩贡献，无愧于“哈军工”应有的荣誉骄傲。几年的“哈军工”求学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温馨而有益的记忆。趁着今年9月份在母校原址举办导弹工程系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我择其印象最深刻、自感对一生影响最大的几段追忆如下。

一、“22号楼-503食堂-11号楼”三点一线式为主的学习生活
我们64级学员是1964年8月入学的，本应于1969年7月毕业分配，但因“文革”缘故，毕业后除极少数同学（我们班有3人）按时毕业分到总参三部，去中苏边境当“俄语兵”外，其他人全都推迟整整一年，到1970年7月才和65级学员一起分配。从应毕业年限到分配的一年中，我们的身份不明不白，没有发放工资，每人依然靠助学金或家庭自费支持生活；期间先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复课闹革命”，包括下工厂实习等；二是帮助系室干部教员收拾整理仪器设备资料等，打包装箱，准备学校搬迁长沙。在校六年中，我们班和所在队一样，一直在503食堂就餐，在11号教学楼学习，住宿则男女生不同，我们男生一直住在22号宿舍楼没变，女生起先住在14号楼，1966年脱军装纵向编队后也被调换到22号楼来住了。入学至“文革”前的将近两年中，我们基本上是在22号宿舍楼-503食堂-11号教学楼这条线上过着“三点一线”式为主的学习生活。
64-10队阶段，我们全队的班级专用教室都在东西向成“日”字形结构的11号教学楼西头这横的一楼走廊上。军转民变成纵向编队后，我们五专业学员队各班的教室统一调到了四层“日”字形中间这横的走廊上。班级专用教室是大家日常学习、活动的固定场所，除了上大课和参加院、系组织的集体活动外，平时上小课、自习和教员辅导答疑等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教室规模大约能坐三、四十人，相对于多个队一起上大课的大教室，这种班级专用教室被称作小教室。那时的学习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规律有序的，一切作息时间都是听军号指挥。一般每天上午都会提前十来分钟到教室做好上课准备。上完两节课后的20分钟课间操时间，一般都会从11号楼的西门出去，在门对面的高处空旷场地上活动活动，有时也会从北门（11号楼正门）出到门前宽阔场地上，或从南门出去转至“日”字西头内园中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做做广播体操，然后撑撑排球，打打羽毛球，或者随便聊聊天，放松放松，休息休息。每天值班员做完课间操后都会去系收发室取报刊杂志和信函，一些自认为可能有来信的同学，也会和值班员一起去取信，以便先睹而快。下午两节课自习、做实验、辅导答疑或辅导教员上练习课之后，基本上都会去室外或学校体育馆、俱乐部，锻炼身体或参加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当然也有回宿舍去洗洗衣物、整理整理其他物品、写写私信的。
503食堂一直是我们64-10队和其他几个队的用餐所在地，现在已改造成哈军工纪念馆了。每餐去食堂吃饭，和去上课、参加各类集体活动一样，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排队前往的，一路步伐整齐地行进，还一路歌声嘹亮。食堂的餐桌都是土黄色的长条形桌，每桌两边各摆放一条长凳，每边坐4人，每桌坐8人，桌子两头挂着每人的白布碗筷袋，袋中装着军绿色的盛菜搪瓷盘子和盛主食搪瓷碗各一个，以及一双筷子，这些都是统一发的。1966年4、5月份学校脱军装之前，食堂的伙食是很好的，午、晚正餐基本上都是几菜一汤，荤素搭配合理，味美量足，菜用大盆盛放在桌上，就餐时各桌由值班员分至各人菜盆中；汤和白米/高粱米饭、肉包、馒头窝窝头、面条等主食一样，则集中摆放在食堂几个点位上，各取所需，保障供应。差不多每一、两个礼拜都会吃一次在东北人看来是改善生活的饺子，会一次小餐。凡吃饺子的这天（一般都是周末），我们学员就会去食堂帮厨，帮着擀饺子皮、包饺子。我们南方人入学前这些活干不来，开始就由食堂师傅传教，后来就由我们同学中南北方同学之间互教互学了。我就是在这种帮厨的过程中学会包饺子的，还真别说，这项技能后来在我成家后还在出身长沙的妻子面前露了一手，并手把手教会了她包饺子，为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改善伙食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呢！当然，妻子一旦学会后，很快就显示出了女性的优越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技术、速度都远超了我，但毕竟是我先从“哈军工”学到手后才传授给她的，给我留下了在她面前引以骄傲自豪的资本。
22号宿舍楼就像是我们的住家，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在外学习、活动后，都是回到这里休息或自由活动。我们班的男生头两年时是住在22号楼的一层南段，后来体制改革军转民后，随着女生搬离22号楼，我们男生就从一层调到二层南端了。军转民之前的64-10队阶段，我们每天都是按号令晚上10点半熄灯睡觉，早晨6点起床，起床后要么整理内务，要么出早操军训跑步，冬天如遇到夜里下雪结冰，起床后则要去分配的路段铲雪开路。无论出早操做什么活动，都是吹起床号4分钟后就要求到楼外集合好。我们集合出操时，常见系主任戴其蕚一大早就背着手踱步在宿舍楼前，检视着大家的早起晨练活动，有时刘居英院长的身影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22号宿舍楼前有两个连在一起的篮球场，下午最后一个小时和夏季晚饭后自习前的自由活动时间，以及周末，我们常会在这里打篮球、撑排球，当然有时也会去校体育馆和系大楼的活动室打打球、游游泳，去小树林里、林荫道上散散步、聊聊天，去文庙街图书馆、系阅览室内看看课外书。总之，我们的课余时间既紧张活泼又丰富多彩。22号楼一层东南角上有一个冷水淋浴间，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般每当早上或下午在室外跑步、打球出一身汗回到宿舍，都会先去那里冲个冷水澡，然后才去食堂吃饭。由于这两年军人学员生活养成的习惯，后来集体脱了军装和“文革”期间自己管理自己后，也习惯成自然了，坚持几乎每天都至少一个冷水澡，即使室外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也不例外，每每到校内外跑一阵后，全身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冒着热气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去冲冷水澡，洗澡间内常常传出一阵阵雄赳赳气昂昂的自励壮胆吼叫声。这样练就的身体确实很棒很结实，打下的身体底子终身受用，我四、五十岁以后因忙于工作和思想上缺乏重视，很少参加运动，基本上没刻意锻炼身体，但至今身体感觉还不错，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哈军工时期奠定的身体素质。
“文革”前的近两年中，大家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着这种三点一线式为主的军校生活，人人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样“为革命学习”，怎么样“学好本领献身国防”，所以虽然看似生活有点机械枯燥，却一天天感到过得很充实。那时国家虽然尚未摆脱一穷二白的困局，但提供给我们“哈军工”学员的学习生活条件却是很优越的，院系首长都把学员看成宝贝，经常深入教室、宿舍、食堂来看望学员。如前所述，刘居英作为一校之长的开国将军，他的身影就多次出现在我们的教室、宿舍和食堂，他每次来都很风趣幽默地和同学们聊天，常说：外面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军工的学员又管吃，又管穿，毕业以后当军官。你们不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出去好好为军队做贡献，你们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呢？！还谆谆告诫我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千万不能忘本，不能“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确实，那时国家不仅管了我们的吃、穿、用，还管了我们的零花钱，入学第一年，发给每人每月津贴7元，第二年增加到9元。除此之外，平时的理发和洗澡也是由学校发给每人理发票和洗澡票。因此，对于生活俭朴的同学来说，平时基本上不用自己花什么钱，许多家庭贫困的农村同学，每月还可以省出一些钱帮衬家里。我本人就一直是每月只留下一元钱零花，余下的6元钱或8元钱全都寄给父母和奶奶去贴补家用。
以上这种“三点一线”式的军校学习生活，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但“哈军工”特有精神已经在我们灵魂中铸就了，“哈军工”优良传统已经在我们心中铭记、在我们身上留存了。这种特有精神和优良传统的最集中体现，我认为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绝对忠诚和“三老四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严肃的作风、严谨的学习态度、严格的组织纪律、严整的工作秩序）”的为人处事作风。这两者体现在日常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门门课程学习到一项项文体活动，从一次次集体行动到一个人自由活动，无不如此。比如开展引体向上锻炼和竞赛活动，大家在院系领导的教育引导下，都不是单纯的为运动而运动，为竞赛而竞赛，而是胸怀大志，为了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将来好为国家、为人民更长更好地工作”，因此人人都抓紧课外时间刻苦锻炼，既你追我赶又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几乎每个人都练得手上起了血泡、脱了几层皮，但仍然坚持不懈。这样练下来，许多原本最不擅长因而也不喜欢这类单双杠运动的人，包括我自己，开始连一个都做不来、不会做，经过一段时间的自觉刻苦训练后，也基本上掌握了要领，增强了本领，能一口气做上二、三十个以上。记得我们的班长王东盛平时训练最刻苦，结果成绩也最好，能做到一百多个。我的印象中，我们队的64-561班成绩最好，有人最多能做到二百来个。
正是有了这种特有的“哈军工”精神、传统的陶冶养育，才使我们浑身具有“哈军工”人的特质，终身受用。
后来集体脱军装后，我们虽然不是军人学员了，但军人本色丝毫未变，依然保持发扬着“哈军工”的精神和传统。当然，此后的日子就没此前那么好过了，学校变成了地方大学，也属国民教育，学员一切待遇和其他地方大学学生一样，除学杂费免交外，再无原先那样管吃、管穿、管用一说了。家庭困难学员经申请批准后，可每月领取一、二、三等不同的助学金，其他同学完全自费。我因家境贫穷，每月获评19元的一等助学金，吃饭、学习和最基本生活费不成问题，穿着问题靠前两年没用完用破的军服軍鞋基本上也就够用了，其他方面因为“文革”导致停课，基本上不需要什么额外开支，加之期间多次较长时间回家探亲，“回乡闹革命”，大大节省了在校的开销，因此直至毕业分配，我没有向家里开口要过钱，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能力补贴家里了。

二、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引发的教学改革
1964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主席跟他在哈军工五系60级学习的侄子毛远新有过一番谈话，谈话中针对哈军工教育教学问题，尖锐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强调必须进行教改。毛远新回到学校及时向校领导做了汇报。校党委高度重视毛主席指示，开学后立即组织全校师生干部学习贯彻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的纪要，掀起了一场教学改革的高潮，我们64级学员正好赶上了这场教改大潮，是这次教改的亲历者、见证者。
毛主席在谈话中对毛远新说：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就争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了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也三分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高。人家就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学习。你们的教员就是会灌，天天上课，哪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当把他的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员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员保密？到了课堂上才让学员抄，把学员约束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得那么多干甚么？过去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全优，在工作上就不一定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而倒是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才，有真才实学。唐朝两个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连举人也没有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放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解决50%，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教改的关键就在教员。毛主席还指出考试也必须改革，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考试时要允许学生交头接耳，进行讨论。
我们当年正好是新生，首当其冲的课程都是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电工原理等公共基础课。这些课程从给我们上课开始，很快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进行教学改革，这对任课教师来说确实有很大难度，因为没有足够的必要的时间去为教改做准备。记得高等数学课，给我们上课的主讲教员是孙本旺和汪浩两位一老一新数学名教授，辅导教员是教学经验也很丰富的赵美锡讲师，使用的主教材是同济大学樊映川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高等数学》。为了体现毛主席“少而精”的教改精神，任课教员突击设计了教学实施方案，新编了与之相适应的“少而精”内部讲义，由于时间实在太仓促，他们只能一边备课一边编印讲义，编发一部分，讲授一部分，所以断断续续给我们发了好几本白色封面的高等数学教改讲义薄册子，内容比主教材要精简得多。教学方法是精讲多练，都是教授在大教室讲大课，讲课时间高度浓缩，只是提纲挈领地讲要点难点，引导大家自学和布置练习题、作业题，剩下的课内时间和课后时间要求学员自学和完成作业；在此基础上再由辅导教员在小教室辅导答疑和讲练习课，有时也当场批改作业，当场针对作业中的问题予以讲解。整个教学气氛比较轻松活泼。物理、化学、外语、画法几何等课程的教改情况也大同小异，有关任课教员杨淑金、郑时敏、赵逢涛等都为实施教改做出了很大努力。后来我自己当了教员以后才深有体会，当年给我们任教的这些基础课教员，为遵循毛主席指示，在备课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大刀阔斧改革课程教学，经受的精神体力压力和付出的辛劳心血该有多大呀！
在这场教改大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世雄教员为我们开的《电工原理》课。这门课是我们导弹控制专业的重要必修专业基础课，因为它比数理化外等公共基础课开得晚一个学期，相比之下，教员有几个月的备课和突击编写教改讲义的时间。到朱教员为我们上课时，已经有电工教研室新编的完整的内部讲义发给大家了，而且从他的讲课中我们可明显地感到，他为做好这门课的教学改革，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精心设计了教改方案，讲授的内容既系统简洁又滚瓜烂熟，教学的方法，自己在课堂上只提要，讲重点，解例题，主要启发引导我们学员自学，组织课堂讨论，非常好地体现了“少而精”、以学生为主体、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等教改思想。为了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学效率，朱教员花费苦心，把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归纳提炼得简洁、明了、好记、好用，我们只要按他的设计安排，认真看书自学，积极参与讨论，按时完成作业，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就可较好地理解掌握这门课的精华。例如在分析RC、RL一阶电路的全响应时，在简单介绍经典的微分方程求解方法后，重点介绍了融定性定量分析于一体的三要素分析法，即只要求出电路中某处电流/电压的初始值

、稳态值

和时间常数

这三个要素，就可以直接应用一阶电路全响应的一般形式

，
立即写出其全响应解析表达式并绘出相应曲线。我当时就觉得朱教员讲得概念非常清晰，易懂易记易掌握。我依稀记得朱世雄教员为我们开的这门《电工原理》课，是当时全校的教改试验课，每次除了我们学员听课学习外，还时常有其他教员和领导来听课。除了课内外理论实践教学外，记得这门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方法也做了较大的改革，不完全是传统的闭卷考试内容和方式，融入了许多开卷考试的元素，考场气氛不是那么死板森严，而比较轻松活泼，允许交头接耳、小声交流。记得我们班这门课的教改方案、做法受到各方面的一致好评，成为了全校教改的先进典型范例，好像还在全校或全军院校的教改简报上作了报道，介绍了经验。
笔者深深感到，正是通过《电工原理》这门课的高效率、高质量学习，使我打下了较坚实的基本电路理论基础，较好地掌握了电路分析的基本原理方法，自认深得了这门课的要领精华。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身历其境这门课和其他基础课的教改实践，笔者的自学能力和通过自学打牢专业基础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且从朱世雄教员和孙本旺、汪浩等新老名教授身上潜移默化地感受、学到了好的教学方法技巧和掌控课堂的艺术，这为我后来圆教师梦后，能够在自感有点“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仅靠自学就能较好掌握新兴的、发展迅猛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并在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中基本胜任工作，在相关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中创造出较多有特色的业绩成果，成为学院电工电子与计算机应用系列课程的重点岗位负责人和首席主讲教授，成为国防科技大学优秀主讲教师、全军优秀教师和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得首届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树为新时期教书育人先进楷模，发挥了重要作用。追本溯源，我深感笔者今天的成绩，与在哈军工这次教改大潮中获得的自我学习拓展知识的能力和总结升华提炼要点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笔者认为，毛主席1964年亲自指示和推动的哈军工那场教改是一次成功的教改，他提出的那些有关教改的基本思想理念，至今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继续遵循。

三、难忘的“四清”经历
1965年下半年，我们和全校其他学员一样，停课去农村参加了一个学期的“四清”运动。应该说，这件事也是毛主席1964年暑假与毛远新谈话推动的结果，当时毛主席对毛远新说：“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让你毕业了，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又说：“你们的政治课主要是讲课，老讲课能学习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正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精神，学院党委才做出了全员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决定。
所谓“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指1963年至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市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到了我们下去时，无论城市与农村，都已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统称为“四清”。当时指导我们开展“四清”的中央文件是19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我们这样派驻了强有力工作队的地方的四清叫点上四清，主要任务是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以此相对应的，还有以宣讲《双十条》和干部群众“洗手洗澡”等为主要任务的面上四清。
“四清”中，我们班是在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巴彦县龙泉公社平泉和林山两个大队当工作队员，7个女生和10个男生在平泉大队，9个男生在林山大队。我在林山大队的小周窝棚村主抓青年和民兵工作。小周窝棚村有林山大队一队和二队两个生产队，起先一、二队分别有一个四清工作组，进村不到两个月，一队、二队工作组就调整、合并成一个工作组了。和我同在该村工作组的还有巩宝峰和堵根全两位本班同学。除了本班同学外，和我们一起在该村当工作队员的，还有来自307部队（工程兵文工团）的仪凤翔、吕忠校、潘莲英三位兄弟部队战友，以及先后有过来自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部孙永芳、李XX（平时喊小李）和刘生、李淑敏等几位同志。记得我们是8月中旬进村的，直至1965年1月中旬离开。
就“四清”运动本身的是非利弊而言，在5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社会上有着不同的观点见解，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我无意发表见解。但从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我们这些当时的学生角度看，虽然学业有所耽误，但我觉得利还是远大于弊的，深感收获很大，它对青年学生了解中国国情，尤其了解“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增进同农民的联系，培养劳动人民感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有提高组织管理协调能力等，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获得的锻炼提高之大是与通常在学校上半年课不可同日而语的。
整个“四清”期间，我们对自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各项规定和纪律，把它当成全面锻炼自己能力和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培养工农感情的绝好机会。半年中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坚持与贫下中农“三同四清”，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并且时时处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为座右铭，坚持每天为贫下中农做实事、做好事。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冒着零下二、三十度，三、四十度的严寒，踏着地上、井台上的冰雪霜冻，去给房东和五保户家挑水、拾粪。天亮后几乎天天组织基干民兵出早操搞军训，有时深夜还组织紧急集合，上下午除了工作队开会或围绕干部四不清问题开展内查外调外，则基本上都是与村民一起出工，边劳动边做群众工作，晚上则多数时候需要围绕“四清”任务召开不同类型的大小会议，或走家串户找村民交心谈心，点面结合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社教活动。等每天工作告一段落回到住处后，往往还要挑灯夜读、夜思、夜写一段时间，学学毛主席著作、党中央政策和上级讲话精神，接着还要出去对在外站岗放哨的民兵巡查一次岗哨。就这样，每天都要熬到十一、二点才能洗漱上床，准备睡觉。这期间，有几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一是只要一有空，就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自觉吃苦锻炼。我们下乡四清时，正是东北农村夏秋之交收割季节，那里的农活和我江西老家的农活大不一样，主要有割谷子、割高粱、割大豆、扒苞米和打场等。由于东北大豆不爆角，上大冻后手指头粗的豆杆用镰刀一碰就断，所以一般都是先割谷子，再割高粱，大豆留到上大冻之后再割。其中割谷子与我们南方割稻谷相差无几，但割大豆和割高粱可就差别大了。割大豆主要不是有多难，而是很受苦，因为上大冻后手很冻，收割时必须戴纱线手套，而豆角前端尖如针，收割时一抓一扎，很快手套就变成血手套了。割高粱则不仅苦和累，而且需要技术，因为它既是个重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我第一次和男劳力一起去割高粱时，老乡们都劝我别去，说“割高粱割和捆都很费劲，高粱那么长，必须六垅六垅地割，不割六垅放不下，割六垅你一介书生，又是南方人，干不了这种活，太累”，让我去扳包米，容易些。加上东北大地一马平川，什么作物都是一长垅一长垅、一大片一大片，放眼望不到头，收割起来似乎永远没有个完，看见以一丘丘小田地作为劳作单位的南方人有点望而生畏、想而生畏。对每种活刚开始我都不会，学起来不易，但那时的我和我的同学战友们一样，哪肯服输？心中只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越苦越累越难越要上，我们下来四清就是为了锻炼的！结果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跟着老乡学，我终于基本上学会了割高粱的割、捆两大关键技术，但一天割下来，累得腰完全直不起来，手指也划破了，手掌上起满了茧和泡，当然速度就不用谈了，远远跟不上别人的趟。后来我又多次坚持和大伙去干这活，技术便越来越有长进，速度也越来越加快了，偶尔还敢和老乡们“叫叫板”“比比武”呢。
二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做好事。整个四清期间我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天天都是以同样的节奏工作、学习和劳动着，无论白天和晚上，一有空就抢着去学雷锋，全心全意为老乡服务做好事。期间经历的唯一一个盛大节日是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我们没有放假休息，我上午同几个基干民兵一起巡逻站岗；下午和男社员一起下地割黄豆；中午还抓紧时间去帮助老贫农宋福家挑水、和泥、扒炕、抹墙，一直忙到下午吹哨出工。如此紧张艰苦的生活，心中一点都不觉得苦和累，还满心欢喜舒畅，深感无比幸福。也就是说，那时类似的行动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任何勉强和做作。要说四清期间为民服务做好事最典型、最使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应该是9月20日那天傍晚，我正准备吃晚饭时，听说被村里人尊称为老徐头的一位老贫农突发重病，鼻孔流血不止，在女儿家没人护送去医院，我二话没说，顾不上吃饭，立即赶去他家，叫上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把他送去公社卫生院看病住院。一路上驱车（马车）十几里，两位儿子因赡养纠纷对老父不很亲密热忱，我便像老人的亲儿子一样，一直护着流血不止的老徐头半躺在我怀里，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裤，我没有在乎，等到达医院得到了急诊救治，并送他住进了医院病房时，我才松了口气，这时我全身都腰酸背痛、手脚麻木得不便动弹了。其后，我隔天差五都去医院看看他，直至病愈出院。一个多月后还是这家，因兄弟分家不和、闹矛盾，有身孕的嫂媳妇生气和伤心过度，导致服红矾水中毒，呼吸不畅，不省人事，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晚上刚开完会的我，立即奔赴她家，一方面安排他家人和邻居用土办法抢救，一方面拉着村里两位青年骨干一起，连夜火速赶往大队部（帽铺村）去打电话叫医生，在电话无法打通的情况下，又立即摸黑直奔医生家所在的平泉村，直至夜里11点多才揹着医生的药箱，把医生接来了她家，经过一番抢救，才脱离了危险。这两次亲自送医/请医治病救命的事情，曾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了老徐头几个儿女，赢得了他全家老小和全村老乡的感动和称赞，但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完全是一个军校学员和四清工作队员应该做的事。
三是不辞辛苦的内查外调工作。这是四清期间为弄清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经常要做的一件最基本的本职工作。记得“十一”国庆节以后没几天，为国家退回给林山二队的一百多元农业税和发给二队一位贫农社员刘顺的10元钱救济款的事，我和在大队部任工作队秘书的张必训同学一起，受命专程从村里先后去公社（龙泉公社）和县里（农业局）作外调，村里去县城三十多里地，我们一口气步行两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办完事后当天又紧赶慢赶返回村；中间在公社换开介绍信时，我还特意绕进公社卫生院去探望了正住院的二队老贫农徐庆云（即前面提到的老徐头）。类似的步行去十几里至三十几里外的地方搞外调，且当天来回的次数还不少。像国庆节前个把礼拜时，我曾主动请缨，分担本来已分配给一位地方工作队员小李去完成的外调任务。这次外调要求他接连去巴彦县城、永发公社和华山公社三地跑一趟，其中华山公社最远，有三十多里地，三地跑下来至少需要两整天，必须在外地起码住一晚，任务确实有点重。我眼看小李面露难色，便主动向组长老孙提出，请求把去华山的外调任务分担给我，而让小李只去巴彦、永发两地，这样一天就可完成任务。组长同意后，我便立即上路，手持介绍信到华山社教工作分团完成任务后，一刻都没有停留就踏上回程，连续赶了近七十里路才于晚上回到住地，期间必经一处墓地路段时，正值傍晚天暗，我虽然不信鬼神，但还是害怕得有点毛骨悚然，只好壮着胆子一路高歌前进走完了这段路程。
整个四清期间，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条件下，我们吃的则全部是粗粮和素菜。按学校和“四清”工作团上级规定，要求工作队员社教期间“五不吃”，即不准吃鸡、鱼、肉、蛋、细，也就是不允许沾荤菜、细粮。根据那个时代全国干部下乡用餐的惯例，我们“四清”期间也是一律是吃派饭，又叫吃“百家饭”，每天轮吃一家，不分干群贫富，挨家挨户轮派，吃完每人每天交给东家一斤粮票三毛钱。许多老乡看到我们不沾荤细，发自内心地心疼我们，轮到他们家就餐时，总是偷偷地做几个荤菜劝我们吃，临近年尾时有的人家还特意把准备岁末要杀的猪，调整到轮到去他家吃饭的那天杀，以此“绑架”“胁迫”我们和他们全家人一起吃肉。对老乡们的这种深情厚意我们感动得流泪，但学校为我们立下的规定规矩我们绝不肯破，也从来没破。老乡们见此情景，便总是把粗粮中我们相对爱吃的面窝瓜、干豆腐、粘豆包、苞米茬子等特意留着我们去时做给我们吃。在我这位地道南方人的印象中，当时在整个近半年的“四清”过程中，我们吃得最好、也感觉最好吃的主食是“苞米茬子”，最好吃、也最有营养的菜是豆腐。（当然，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次例外，社教分团多半一个月会在公社召开一次全体工作队员会，顺便中午在公社食堂会一次餐，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我这个江西人由于从小养成的天天、顿顿吃米饭的积习难改，当年对苞米棒子、窝窝头、高梁米饭、小米饭等北方粗粮主食一点都吃不惯，偶尔吃一顿还凑合，连着吃两顿就不行了，关键是根本咽不下口（至今我也差不多还是这样）。在军工食堂里，虽然也常有这些主食，不想吃，但多数时候同时也有大米饭、白面馒头、包子、面条、小米粥等细粮主食。而四清时，完全只能吃粗粮，不能吃细粮，尤其刚下去那个把月，许多老乡家断粮，连粗粮也没得吃了，只能以土豆、地瓜等为主食。这对我当时说来简直是受罪，每天都不可能吃饱，处于半饿状态，还常拉肚子。可这一切只能藏在心里，完全靠“三忠于四无限”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硬撑着，还要没日没夜地工作、劳动、学习……，下乡没多久，我本来较胖的身体明显就消瘦了许多，记得9月12日学员队郭景田指导员来小周窝棚看望我们时，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邹逢兴，你长瘦了很多！确实，几个月下来，到四清结束返校时，我从130多斤减到100多斤，廋了近三十斤，脸色发黄发黑发绀。
尽管这样，我当时和至今都认为，正是这种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时时处处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持之以恒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好事的经历，融洽了我们与乡亲们的关系，锤炼了思想，砥砺了意志。等到“四清”结束要离开村里时，尽管我们当时都按学校要求保密，但终究“纸包不住火”，许多人家从我们的神神秘秘准备行动中判断出要走并奔走相告后，都连夜起来赶做他们认为最好吃的面窝瓜、干豆腐、粘豆包、玉米棒子等食品，等天亮后几乎全村人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我们的住处和村头，提着各种各样的食品和笔记本、钢笔等纪念品，依依不舍地依伴在我们队伍两边，一直伴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集合地仍不肯回头，可见我们与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这种感人的一幕，直到44年之后的2009年暑假又重现了。当时我的一位研究生（印二威同学）赶巧家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我趁去哈尔滨开会之机，应邀去弟子家，顺便重回了一次当年的“四清”旧地——小周窝棚村。可能是县里、镇里头一、二天跟村里打过招呼的缘故，乡亲们得知我去的消息后，又和当年送别我时一样，全都涌到了村头。当年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青年人、如今和我一样早已成为爷爷奶奶的髦髦老者，还有几位比我年长，身体还很硬实健朗的老哥，纷纷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端详着我，嘴里不停地像当年那样喊着“小邹小邹”，把我拥进自己家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立、围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忆着往事。其中尤其令我感动不已的是：我当年的房东徐作辅，听说我要来后，专程从远在外省当兵的儿子家赶回来和我见面；当年的妇女主任杨淑珍，也从远离本村的外地婆家特意赶回娘家来和我见面。对当年这些年龄与我相仿和更大的老乡的名字，特别是当时的青年骨干、基干民兵和生产队干部，我也记忆非常深刻，还能清晰地记得住、喊得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名字，所以我们一见面相互间都非常亲热，就跟久别重逢的亲人见面一样，都很激动，大家都沉醉在对往事细节的追忆中。我原本只是想去旧地拜访一下昔日摸爬滚打在一起的乡亲们，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结果硬是被他们挽留在那里相处、长谈了一整天，家家都争抢着要我到他们家去吃饭，结果在我和县、镇领导商量后，还是在早就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午餐的房东家吃的饭，我和当年一样，被他们簇拥着坐在炕上，其他人围满了一大桌。餐桌上既有当年常吃的“忆苦”饭菜，又有现在生活改善后的好饭菜。事实上，我们吃饭时，其他老乡朋友们也大都没离开，继续拥挤在我房东家的餐桌旁和里里外外房屋里，一起没完没了地唠嗑，似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饭后，我到各家各户新盖的今非昔比的平房套屋里去看了看，边看边聊了大半天。后来被巴彦县政府、县武装部接到了县里去住宿。随同我去的两位研究生弟子（除印二威外，还有同是黑龙江籍的邹凡天同学）和县、镇领导面对此情此景万分感动，尤其两位研究生不由得热泪盈眶，说他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真挚感人的场面。邹凡天同学为此行留下了一连串难忘的感人镜头和视频。
在我看来，“四清”运动对改变当时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纯洁党员、民兵队伍，发展农业生产，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对我本人来说意义就更大了，我认为对自己综合素质能力，特别是为人民服务和吃苦耐劳精神，独立工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提高，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终身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