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吉文翰，我们怀念你_哈军工北京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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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忆

小哥吉文翰，我们怀念你

来源：本站发布者：哈军工五期57-511班日期：2019-04-01

那是戊寅年除夕（1999年2月15日），在普天下华人欢天喜地地准备过大年的日子里，我在小女儿的陪同下，冒着风寒，清晨从天津乘火车赶到北京，直奔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第一告别室。在哀乐声中，随着告别人群的队伍，缓缓地迈着沉重的脚步，擦拭着悲痛的泪水，瞻仰了安卧在万花丛中的熟悉的他，默默地在心里不停的念叨着：“小哥，你走好！我代表全班同志来送你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永远怀念你！”
这位“小哥”，就是我们哈军工五期的同班好友吉文翰同志。但“小哥”的称谓，是他四十多年来一直希望我能这么叫他的，而我在向他最后告别的这一刻才叫出口，可惜迟了，他不能回应了……
  提起文翰小哥和我的关系，还要从我们走进同一个学员班回忆起。

不打不相识
  1957年9月我们被分配到五系一科的57-512班。起初，因为文翰是江苏泰兴人，我是天津人，一南一北，所以交往不多。他给我的初始印象是：中等个、大坯子，高嗓门、沙哑音，心直口快、爱发议论，干活麻利、肯出力气。
  一天晚上开班务会，副班长潘振所讲评提到，熄灯号以后有几个宿舍还有同学讲话。这时，文翰在座位上接了下碴，用鼻子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哼，讲话？×××宿舍就别提了……”他点的是副班长和我所在的宿舍。其实我知道，因为我们刚刚由预科各个连队来到一起，彼此还没熟识，而白天日程安排很紧无暇交流，熄灯了才得空说上个三言两语。而且副班长在我们宿舍，他常有去查铺或轮任一科值日班长回来晚些，再爬到上铺又会有响动，所以有时我们就干脆等他回到宿舍再入睡，不免交谈多了些。但是，我受不了文翰的那种态度和直接点我们名。于是我撺了，指着文翰问：“你说我们宿舍干什么！”他一愣，起立冲着我喊：“说你们宿舍怎么了？”我也站起来：“说我们宿舍就不行，你是谁呀？”副班长急忙制止我俩吵架，命令我们坐下，继续开会。这是我俩今生不该发生的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吵架。回忆起来很是幼稚可笑。
  第二天，班长齐如善分别批评帮助了我和文翰，然后把我俩叫到一处，说了声“你们好好谈谈吧”就走了。不记得是谁先开的口，但记得俩人都争着作自我批评，抢着请对方原谅。两个痛快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首次单独接触，却越谈越投机。原来我俩还是同年同月生的呢，文翰生日是4日，大我4天。这一下子更拉近了俩人的距离。所以，从我们20周岁（1958年）开始的4年里，我俩都在4月6日那天共同“过生日”（毕业前的这天，由于我俩毕业设计课题不同而分别在两地毕业实习，例外），这是句后话。他说：“你该叫我哥哥。”我说：“才大四天？太便宜你啦。”他笑笑：“叫小哥哥吧。”我辩解：“那也不行！就按条令叫你‘吉文翰同志’，嘻嘻。”这天我知道了：他和抗日英烈吉鸿昌将军是同族。我俩一样都只有一个姐姐，没有兄弟和妹；吉秀英姐是妇女队长、民兵连长！还有，文翰在中学时是个不错的男高音。经过学校推荐和高考合格被哈军工录取了，圆了他成为革命军人的梦想，可把他高兴坏了。在去省城接受入学前体检复查的往返路途中，站在敞篷卡车上一路迎风高歌，由于缺乏常识而乐极生悲，从此他嗓子沙哑了，真可惜。当然，他也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从此，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相互帮衬的好朋友。有时我们开玩笑说：我俩是“不打不相识”尔后又是“相识恨晚”。

俱乐部主任
  我们二年级第一学期末，五系一科分成两个专业，原来全年级的两个班也按两个专业重新组建成新的57-511和57-512班。文翰和我有缘一起去了新的57-511班。我被任命为副班长，文翰当选为革命军人俱乐部（简称“俱乐部”；1960年末更名为“革命军人委员会”，简称“军人委”）主任。
文翰和他主持的俱乐部在党支部领导下，与班长密切配合，为我班争创先进的“力争上游之战”和其他工作，很好地做出了许多大贡献。和我工作有关的、印象最深刻的方面有：
  我班每次外出实习或执行任务，按齐如善班长授权由我负责现场指挥，这时吉文翰率领学习委员陈宏宽、生活委员郭生明、文体委员经雨亭都会主动帮我承担了许多。如，在往返路途中，从行程制订、确定车次，到购买车票、中转签字、找招待所、安排食宿以及在列车上助民服务；到达驻地后，分配任务、安排住宿，组织与驻军、职工、居民的联谊、“同乐会”或助民劳动、“缸满院净”等等。
  为完成农副业生产任务指标，吉文翰及生产委员符忠新、曹永利天还没亮就带着大家到太平桥地区公共厕所，然后带头跳进冰冻着的粪池，冒着滴水成冰、－40℃的严寒，去刨运、积攒冻成“冰峰”的粪肥。文翰每年都要吉伯伯和姐姐从家乡寄来白萝卜、南瓜、西葫芦及油菜等蔬菜种籽，和委员们不误农时地精心组织、辛勤管理好我班菜地，使我班成为历年向我系学员食堂送交蔬菜数量数一数二的班级。
  文翰擅长书画。画一手好画，写一笔好字；每当院系举办画展，我班都要选送他的作品参展。我班的毕业合影标题都是由他题写的。俱乐部的宣传工作和出版黑板报，文翰也亲自抓。每期板报他都和团支部宣委窦绍宗一起策划，然后设计、组稿。有时发现哪方面的文稿欠缺，便给我等几个人出题，急速补写。小窦也和我俩同年同月生，只是小了二十几天。他的粉笔字漂亮，板报文字主要由他书写。而美化就全靠文翰了。

同志加兄弟
  我和陈广明是1960年6月入党的；紧接着12月吉文翰也入党了。我们光荣地成为“八大”后首批发展的新党员，我们的关系也进一步成为“同志加兄弟”。正如我在日记上写的：“并肩齐步跟党走，同志同心倍加亲。”尤其是次年7月我们系分建西迁之后，我俩在同一个行政组，同一个党小组，宿舍里睡上下铺，教室里坐其后位，更几乎形影相伴，彼此不分，互补、默契了。
  文翰学习勤奋，善于思考，动手能力强，空间想象力好，尤其制图质量和速度在班里是数第一的，仿宋字写得最规范。记得， 1960年9月的军用道路踏勘设计实习的时候，吉文翰、陈宏宽和我三人被指派为选线组。选线任务是工程设计的头道工序，关系着整个工程设计的质量，决定着道路工程的走向、线性、纵断面和土方量，担子很重。我们不敢怠慢，率先赶赴沿铁岭至抚顺一线长达30公里的地段上，“不走人路”，披荆斩棘，翻山越岭，攀崖爬树，多方位的踏勘测量，不断争论，反复比较，直到设置下一个个定点标志。文翰本来有点八字脚，我俩笑他爬山、爬树的样子像个大棕熊。不过，也欣赏并赞同他的一些工程见解和美学理念。我们最终完成了选线任务，选线方案得到指导教师的佳评。三年后才知道，我们实习时借住的部队，正是雷锋所在团。所以，当我读到《雷锋日记》里的地名、村名时，感到很熟悉。这是一句题外话。
  文翰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干脆利落的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一个说到做到的人。1961年，我们哈军工五系刚西迁到青华山下在建的工程兵工程学院，进入新院区时，只有两幢学员宿舍楼盖好了。我们被包当凳，膝盖当桌，板栗树下当课堂。两座厕所像公厕一样建在楼外。而山前区多为砂石土壤，土质贫瘠。为完成蔬菜生产任务，我班采取“化整为零”的应对办法，以三四人为一个生产小组，各自为战。吉文翰、梁天麟和我三人结为一组。我们紧锣密鼓地在厕所后面开了一小块荒地，大约二三十平米，靠近厕所的一角还挖了个小沤粪池。我们深翻土，施足底肥，就种下了油菜。文翰可上心了，有点时间都跑去地里，我说那是他的“试验田”。梁天麟人内向，看他干活就会明白什么叫“埋头苦干”了。他俩比我付出的多。因为我不能离开“大部队”，所以一般只是晚饭后才去地里转一会；仅有一次是在机械零件课程设计的最后一天，我随着文翰提前交了图和设计书，然后我俩一起去地里忙活了两个多小时。由于我们的精心管理，水足肥足，油菜长得饱满水灵，像翡翠似的。当地老乡没见过油菜，也跑过来看。这样，开创了我们迁西后农副业生产的新局面。
  文翰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心里装着我们的班集体，也给了我很多帮助。1961年春，我班有两位同志相继因疝气和阑尾炎急性发作而住院手术治疗。我和文翰两人代表我班的党政群前去学院医院慰问。路上，文翰提醒我说：“别光知道领着大伙玩命干，都累病住院两个人了，要让同志们注意身体呀！”是啊，我班的同志们个个都年轻气盛，生龙活虎，从来不知疲劳，不甘落后，只要是下达的任务，即使明知是超负荷也要硬挺着完成好。多年后，原五系一科的秘书王英杰同志还记得并赞不绝口地说：“你们班完成公差勤务是最快最好的！”但是，作为副班长，我有责任和义务要关爱每个同志。文翰的温馨警示，我牢牢记在心上。

最要好的同学
  因为我和文翰经常在一起，所以，我们寄回家报平安的照片不乏我俩的合影。吉伯伯1960年看到我俩一起过生日那天的照片，高兴地说：“像司令员和政委”，赞誉我俩是亲如兄弟的“好搭档”！1968年我出差到北京时去了文翰家，第一次见到我的吉伯母一下子就叫出我的名字：“你就是高震吧。”
说来也巧，文翰和我都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又是一样。1970年底，我的大女儿出生了。文翰的夫人林松买了一套很漂亮的童装准备送给我。文翰看了，急忙说：“不行！高震最不爱老紫色配老黄色了！”硬是麻烦她再跑去换成一身淡黄色的条绒装。林松很惊奇，我们竟然连彼此喜好的微稍末节都那么清楚。另外，也是天赐的缘分，文翰的双胞胎女儿出生那天我正巧去北京，听说林松正住进她们医院待产，我便跑去探望。谁知林松已经进了产房，我陪文翰在外面耐心又担心地等候着。所以，我幸运地成为听到护士报“母女平安，一对女孩！”见到这两位小公主的第一个“外姓人”。因此，以后我每当见到亚力、菲力这小姐俩，都觉得格外亲。亚力后来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学习，也和我们成了校友。
  十年动乱之后，我们都格外思念失联多年的老同窗、老战友，于是我和吉文翰、陈宏宽等同志沟通，着手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和联系大家，。到1982年，终于联系上了26位毕业同学中的20位，便编印了第二版我班《同学通讯录》，之后我们继续寻找同学并不断增补出新版通讯录。到1992年春，已联系到24位同学了，就和文翰酝酿出一个倡议：请在京的同志筹办毕业30年来的第一次聚会。文翰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张至甫书记等在京7位同学，结果一拍即合，获得一致支持，9月13日，张至甫召集并主持了筹备会，吉文翰、郭生明和经雨亭出席，确定10月10日举行我班毕业30周年首次聚会。文翰将筹备会精神传达给我，委托我尽速通知到各地同学。在至甫主持，生明具体操持，北京各位同学支持下，我班“毕业三十年，重聚在北京”活动如期举行了，而且很成功。12位同学及2位亲属代表欢聚一堂，开创了我班毕业同学聚会的先河。文翰为聚会设计了签名单，并作为原俱乐部主任宣布座谈会的开始。但不曾想，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与策划并出席毕业同学聚会。此间在亚运村由生明抓拍的那张我和文翰并肩散步的照片，竟然成为我俩的最后一张合影……
  1998年，一个开朗、壮实的文翰在他六十岁的本命年里，因劳成疾，发现肝病，倒在国防科工委总医院高干病房的病床上了。至甫等几位在京的同学得知后立即前去看望，并告知了我。3月9日，我们夫妇二人专程进京。病房里，林松和吉伯母以及我初次见面的秀英姐都在，当走近病床的时候，立在床头的秀英姐姐问文翰：“你看，这是谁看你来了？”我听到他用微弱的声音很费力地说：“他就是高震，我最要好的同学。”看到他的眼角滚下一滴泪珠。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能在他面前落泪。我和文翰默默地握着手，直到我离开时才放开，，我们的千言万语都用手、用心传递着……
  1999年2月14日下午，文翰的长女大力电话告知我，他爸已于昨天病逝了。文翰在离本命年除夕还差两天，离60周岁生日还有50天，就过早地离开我们西去了。我震惊悲痛不已。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回忆的向他最后告别的那一幕。也幸好是林松让大力给我报丧了——文翰单位负责通知生前友好的哈军工60-511的那位学弟，不知何因竟没能按林松提供的信息通知给文翰在京的任何一位同学。我成了唯一的当然的同学代表。

永远怀念他
  1962年毕业时，文翰被分配到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研究所，后来建制转入国防科工委京东工程设计院。为我国“两弹一星”基地的道路保障等工程及北京地铁首批工程作出了卓著贡献。他留给我唯一的一张他在工作场所的照片，就是1990年时在西昌发射中心“亚洲一号”的发射架前面拍摄的。由于我们熟悉并恪守保密纪律，他的具体工作情况和任职，我一无所知。但从他们单位为他举办的告别仪式的地点、规格及百余人的规模，彰显出文翰对国防事业的重大贡献和他的重要地位。
  从毕业到现在的57年来，我一直有一首保留歌曲，就是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不只是因为我喜欢这支歌，而是因为我参军入哈军工那年正是“十八岁”；更是因为这背后还有一个和文翰有关的故事。是这样：1958年初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了。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爱情题材的影片，讲述了新四军副班长和柳堡村二妹子的爱情故事。我们都很喜爱这部影片及其插曲《九九艳阳天》。也很凑巧，当时我们老二班副班长潘振所是镇江人，恰和饰演二妹子的陶玉玲是同乡。所以，一有活动我们几个就起哄，学着二妹子的声调喊他：“副班长，唱个《九九艳阳天》吧！”他不唱，我给他起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后分专业，我当上新一班副班长了，“报应”也到了。吉文翰又把它当作“副班长的专利”了,一有机会就起哄让我唱这首歌；后来张锁春也来跟着加倍起哄。就这样，《九九艳阳天》渐渐成了我的保留节目。所以，我在2008年为北京聚会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九九艳阳’歌一曲，勾起回忆半世纪。” 每当我唱起这支歌，就会油然想起我们哈军工57-511班这个先进集体，想起文翰和锁春等学兄。同样，我每当听到《共青团员之歌》响起，眼前就会映出“十八岁的哥哥”文翰立于卡车上引吭高歌的画面。这一个个音符，已经成为我和文翰深情厚谊的记忆和载体了。
  吉文翰同学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今年的4月4日是他诞辰的81周年，5日又值清明节。因而，我们格外思念他！我要再次呼唤：“文翰小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永远怀念你！”

2019年3月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