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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忆
我的老师张良起
来源:本站
发布者:常文森
日期:2019-06-12
我们的老师,中国导弹专业创建的元老之一,国防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张良起教授于2009年7月去世。当年我曾经撰写过一篇纪念张老师的文章,刊登在在2010年国防科技大学的校报上。考虑到能让更多人了解张良起教授,今年是他去世十周年之际,发表该文,以兹纪念。
我认识张良起教授是在五十年以前。我原是哈军工海军工程系的学生,进入三年级以后,被调到新成立的导弹控制专业学习。张老师是1957年从电工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上被调到导弹工程系任教的,是我国第一批接触苏制导弹的专家之一。
严谨治学、艰苦创业
从他讲授“自动调节原理”以后,和他开始直接接触,距今已有50年了。他原来从事电工原理教学和电磁场理论研究,从他不多的言谈中,我感觉他对这一段的时日似乎还算满意。电磁场理论在一般工程理论中,是比较深奥的,需要熟练地运用场论等数学工具。他纠正了经典电磁场理论公式中的一些错误,这是既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又需要严谨的、坚持不懈和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类细致入微的事情,正是他之所长。正当他兴趣正浓、意犹未尽的时候,调他到导弹系自动控制专业任教,他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服从上级的安排。
五十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苏美之间的军备竞赛异常激烈。先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在广岛扔下原子弹,随后苏联也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美国依仗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本来是“远程轰炸机+中程导弹”的模式。但1957年苏联成功的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足以说明苏联已经具备发射洲际导弹的能力。远程弹道导弹远优于“远程轰炸机+中层导弹”的模式,这就打乱了美国的阵脚,也开始着力追赶发展远程战略导弹。
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虽然以胜利告终,但确吃尽了武器装备落后的苦头,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苏、美又是原子弹又是导弹进行冷战,中国怎么办?
1956年钱学森回国,据说钱老的意见是制造导弹比制造飞机容易,威胁力又大。中央采纳了钱老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导弹和原子弹。打算从购买苏联老大哥的导弹开始,老大哥也还算慷慨,把导弹卖给了中国,前面提到的张老师1957年去北京接受导弹知识培训,就是去学苏联卖给中国的导弹。哈军工成立导弹工程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
据我所知,当时苏联卖给我们的弹道导弹,一类代号是520,另一类代号是1059。520 就是德国二战期间发展的V2导弹。二战结束后,苏联俘虏了一批德国导弹专家,让他们在苏联复制V2导弹,苏联称之为520,射程为150公里。1059是苏联在520的基础上,自己研制的,射程为900公里,相对520 有些改进。这些技术和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的水平相差就太远了,不过总比没有强。
中央决定发展导弹和培养驾驭导弹技术方面人才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让张老师他们教授导弹课程,教什么呢?当时只有一些随苏联导弹过来的说明书,还有苏联专家在北京的一些讲解。原始材料就这么多,剩下的事就要张老师他们自己去想办法了。当时的领导要求又高,要培养青年科学家,把我们学制延长到六年八个月。每门课的课时都很多,好像课时越长,能学到的学问越多。可是讲什么呢?有的课程很有意思,就是讲导弹测试电路图,当时也没有晶体管,所有的控制逻辑都是靠继电器实现,几十个小时的课程就是讲继电器的动作,尽管我们不满意,但也还能体谅这些老师们的苦衷。
我当时感觉,张老师讲导弹控制系统,还能讲出了一些学问来。导弹控制,在当时来说,是世界上自动控制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技术。国际自动控制学术界,把导弹的发展视为推动自动控制发展的一个原动力,使自动控制理论与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张老师讲课除导弹控制系统以外,增添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学术期刊的论文。这是相当费力的,这种“现学现卖”的差事是很苦的。
张老师在教研室中是资历最深的教授,其他教师都很年轻。导弹控制专业的课程,差不多第一遍都是他先上,然后再交由其他老师来上。我校自动控制学科,在全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两次连续被评为国家级一级学科的重点学科。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都是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陶醉的童年 初恋的思念
张老师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教他写字画画,经常给他示范,怎么提笔、悬腕、运气、落笔和绘画等等。张老师书法绘画的功底从小就练就了,中学毕业以后他曾经在上海美专学了一年。书法绘画的爱好伴随他整整一生,晚年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书法。现在他家里客厅里,挂有他的绘画和蝇头小楷,是很见功底的。近千字的蝇头小楷,一气呵成,错了一笔就前功尽弃。尽管他爷爷教他写字绘画,但爷爷还是教育他要学科学,不要把写字绘画当作职业。父亲是上海著名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喜欢京剧。小的时候,他们一家能唱“四郎探母”堂会,他唱杨延辉,大妹唱铁镜公主,叔叔拉琴,父亲敲鼓。一家其乐融融,每每想起他的童年,张老师总是很有些陶醉。
中学毕业后正逢乱世,华北沦陷,上海危在旦夕。当时张老师在上海美专学美术。还不到一年,日本人要进来了,还学什么美术!不到十八岁的他,决定追随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大。那时候当然谈不上坐飞机,连火车也没有。先是坐轮船到武汉,武汉到重庆那一段已经不通了,于是暂时在武汉停下来。家里虽然不算贫穷,但也不很富裕,家里带的钱的差不多花光了。为了度日和继续前往重庆,他开始在武汉打工,一个米店老板收留了他,作些杂工,打打算盘、算算帐。
张老师少年时期是一介文质彬彬的书生,很帅气。米店老板有个女儿,他们经常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意。到重庆去求学,米店老板和他的女儿也很理解、很支持。几个月以后,他恋恋不舍、很不情愿的离开了他们。临行之时不免海誓山盟一番,张老师答应重庆学成归来之日还来找她。
我作为他的学生、部下和同事,年纪也比他小得多,我不可能主动去打探他的初恋秘密。有一次我们一起到秦岭深处的一个研究所出差,秦岭层层叠叠的山峦,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显得格外深沉,山谷中可以看见几片狭长的耕地和孤单的几个人影,令人不胜遐想,勾起他心头按耐不住的往事,向我娓娓谈起埋藏在他心里多年少年时期的初恋。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连正常的邮政通道都被阻断了,更谈不上什么电话、电报之类。在重庆期间,张老师没有得到武汉米店老板和他女儿的任何音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时过多年,他再次来到武汉,寻找当年那个米店,寻找一直藏在他心里、魂牵梦绕的米店老板的女儿。可是他走后不久武汉也沦陷了,大米已经成为“配给”品,还要什么米店!米店搬到哪儿去了?米店老板的女儿在哪儿?他思念终生!
三十多年以后的1970年,他在南迁长沙的途中,再次在武汉下车,他找到的只能是少年时代留给他的那种梦幻般的失落。
清淡的生活 不情愿的一生
张老师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从不张扬,为人十分谨慎,主张“隔一夜”,就是今天想到的事情明天再说。我经常因为自己说错了话儿后悔不已,想学张老师的“隔一夜”,但秉性难移,怎么也学不到。“隔一夜”这个理念,也确实挽救了他,一路上避过了多少风险。在五十和六十那个疯狂的年代,他有许多看不惯,如果不是“隔一夜”,说不定他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境况了,他的“隔一夜”不是去想如何说假话,而是想一想该说还是不该说。
不管是情愿不情愿,要他做的事情,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辈子不知他立了多少功,受过多少奖,但他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
他喜欢自己动手干一些事情,愿意做那些最底层、最基础、最细微的一些工作。例如阅读书籍、编写讲义、推导公式、修改学生的论文,甚至刻蜡版(还没有打印机的时代)、油印等小事,他都会津津乐道的去做。六十年代初,我刚毕业不久,节假日有时去他家里探访,有时看到他在阅读原子核物理和热力学方面的书籍,他把阅读这类书籍当作消遣,可见他功底的深厚和高雅的爱好。
南迁长沙以后,他经常到我家里聊天,对我儿子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他向我告状说“我看见你家常浜撒把(两手不扶把)骑自行车!”“和几个小孩在我家楼道里打皮亚击(pia ji一种赌输赢的摔纸版游戏 )”。儿子长大以后去美国就读,毕业后要搬新居,想起小时候张伯伯教他写字的事情,想请张伯伯写几个字给他。张老师欣然应允,提笔写了两幅书法。可以说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是他追求高雅的风格、高尚的情怀和他对下一代的期盼。
书法一: 云水风度,松柏精神,
浮舟沧海,立马昆仑。
书法二: 陋 室 铭 唐人 . 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他身居高官,官至大军区副职的级别,在知识界是非罕见的。但是他从不考究他应该享受什么待遇,有些事简直是有些“迂腐”。他就任校长以后,发生了几件事,我就说其中的两件。
有一次去武汉开学术会议,返程时没买到火车坐票,他竟然站着回到长沙。
他的养子张立新上大学,学校送火车站的班车挤满了人,儿子上不去了。他怕儿子赶不上火车,竟然骑着自行车带儿子去火车站。路上刚好让我碰上,赶快给秘书打电话,来车送走了。否则,不知路上会出什么事呢!
类似这样的事不知还有多少。
2009年6月27日,我去北京301医院去看他,当时他已经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已经发烧几天了,一直不愿意说话。刚好我去的时候,他精神尚好,向我简短的诉说了他的一生,也许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1952年调他到哈军工,在电工教研室任副主任。1957年,筹建导弹系以后,周祖同教授推荐他到导弹系任教。他要求,如果搞他的专业技术可以当领导,如果搞新专业,他不当领导。可是事与愿违,按他的资历和水平,新专业和当领导的事他都不能推脱。什么自动控制,那时他一窍不通。在北京培训期间,他买了一本自动控制的书,算是入门吧。南迁长沙以前,他一直担任导弹自动控制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钱学森同志到长沙,提出以学科建系的思想,打乱原来的建制,成立了七个系,自动控制系是其中之一。学校要他当系主任,他不肯当。那个时候的自动控制系只有他一个教授,其他连一个副教授都没有,即使是勉为其难,也只能由他来当。
1983年,国防科大校长要换届,选拔内行当校长似乎是大势所趋。当时以张衍为首的校党委想让张良起接任校长一职,这是张老师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非常明确的拒绝了。后来,原哈军工副政委,时任七机部政委的刘友光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到北京后,刘友光到远望楼来看他,刘政委不谈接任校长一事,只谈学校的班子应该怎么配备,想听听他的意见。张老师把想到的都说了,结束谈话时,刘政委告诉他,回长沙后,让张衍给他一个电话。他没想到当校长的事就这么定了。他觉得这是历史的误会。
他和我这次的谈话,也可以说是临终遗言吧。我理解他的临终时的心情,我理解他的许多不情愿,我理解他丧子的痛楚。但看看现在的我们,不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吗!我们磁悬浮的成功,我们自动控制专业在全国的地位,乃至我们国防科大的今天,那一点没有渗透他辛勤的奉献。
我尊敬老师,张良起教授,学生们祝你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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