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林

东来火箭裂长空，万籁不敌核弹鸣。

洛水巫山神女态，红橙黄紫卧西风。

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为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所作的诗句。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这次试验成功，使中国有了实用型导弹核武器。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快速地向前发展。

中国战略武器----东风-41

“两弹”，指的是导弹与核弹（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

“两弹结合”，因为核弹研制出来之后，需要解决运载工具的问题，所以用火箭驱动的导弹是最有利的运载核弹的手段。如果将导弹比作枪，核弹就可以看作子弹。如何将“枪”和“子弹”有效的结合起来，就是导弹和核弹两结合，“两弹”结合的试验。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打靶试验在我国本土进行。这是世界各国迄今为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当时我国没有海上测量条件，很难开展海上试验，况且出于保密的考虑，也不宜在公海核爆。在审慎地商讨后，从中央领导到一线科研人员都不得不接受一个无奈的事实：原子弹只能朝着中国本土发射！而且发射点和弹着区没得选，只能在酒泉基地发射，在罗布泊降落。面对高难度的军工尖端试验，周恩来总理对钱学森说：“你们‘两弹’结合的工作要坚持一个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钱学森（前左4）在发射场查看导弹

核武器试验是极其危险的，随时威胁生命，危险程度更是难以估量。七名勇士“临危受命”担任了试射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的操作手。他们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阵地指挥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徐虹。“七勇士”整理整理军容，毅然走上了通往地狱入口的“两弹结合”发射控制地下室。距离发射架不到100米的地下室，上方土层厚度仅为4米，如果核弹出现意外，地下室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效防御！万一试验不成功，原子弹在阵地爆炸，一切灰烬，后果可想而知。七名勇士都做了最坏的打算，每个人都是写完决心书才上阵地。

7时40分，聂荣臻元帅与“七勇士”挥泪作别。“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火箭旁！”猎猎风中，七名勇士的誓言传出了很远很远……

七名勇士中张其彬和刘启泉同志都是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控）专业的学员，经过五年半的学习：刻苦、勤奋、拼搏、厚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

1966年10月27日凌晨2－3时，刘启泉同志接到进入发射导弹试验阵地命令。他和他的队友立刻穿好防护服，登上特种槽罐车，去某地拉燃料，一路狂风大作，刮起的沙石打得防护服沙沙作响。早5－6时，燃料准时运到发射场，用了2个小时燃料安全地加注到导弹燃料箱后，加注中队全部撤离，只留下刘启泉一人。他回忆道，当时天气晴朗、太阳当空照，他在阵地上多次检查地面上的管道和阀门，连接并检查地面到地下控制室的电缆和插头，走到地下控制室，他的战友们都在忘我地工作，他立刻开始调试液氧自动补加装置。正在这时，聂荣臻元帅来到地下控制室，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叫出刘启泉的名字，聂帅叮咛说，大家尽管放心，周围百姓和部队战友已撤离到安全地带，他要求大家要沉着冷静，认真操作决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和差误。导弹试验发射一定要取得圆满成功，打破苏美核武器垄断的梦想，为祖国争光，为党争光，为中国国防科技书写灿烂与辉煌，我等待着大家胜利的消息。聂帅向大家招手致意后离开地下室。随后，刘启泉、高震亚同志等七人写下了钢铁般誓言。刘启泉同志写到：“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当七勇士回到各自岗位进入临战状态，才发现司令员李福泽将军站在他们的后面，不肯离开地下室，司令员要与战友同生死共存亡，大伙儿表示，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完成这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请司令员快速离开地下室。最后还是接到聂荣臻元帅打来的电话，李福泽司令员才不情愿地离开。

发射核导弹的地下控制室

上午8点45分，阵地上只剩下了发射地下控制室的七个人。大家都有详细的分工，其他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只有徐虹和佟连捷同志坐在椅子上忙碌。地下控制室是一个蛋形的空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也只有两把椅子，其他人都站着。

此时，离导弹发射只有15分钟了。距离导弹发射台只有100米的地下控制室又闷又热，空气几乎凝固了，人人汗流满面衣衫湿透，七名勇士全然不顾，聚精会神地操作仪器仪表。在距发射最后五分钟时，王世成参谋长发出“液氧自动补加”的口令，刘启泉回答“液氧自动补加开始！”经过细心调整和操作，补加参数达到最佳时，刘启泉马上报告说：“液氧自动补加完毕”，王参谋长马上下达了“点火”的命令，徐虹和佟连捷全神贯注，紧张操作，一丝不乱，按照程序，拧动钥匙。导弹随着口令声， “轰”地一声拔地而起，像一条巨龙直上云霄，此时是公元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导弹升空，就知道发射成功了。地下控制室有各种监控装置，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阵火焰喷射，“东风二号”导弹载着核弹头呼啸着腾空而起，按照预定程序上升、转弯，向着西方浩浩荡荡地进发了。9分钟后，遥测设备传来好消息：核弹头在预定弹着区上空569米处成功爆炸，当量为1.2万吨。核导弹发射成功了！两弹结合的试验成功了！这标志着我国已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27日上午9时， 核导弹发射成功

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徐虹、颜振清、刘启泉等3人就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阵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他喊道：爆炸了！当导弹即将达到目标时，高震亚、王世成、张其彬、董连捷、刘启泉，徐虹、颜振清等七勇士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当我国第一枚核武器导弹准确无误命中目标时，他们举起双手，纵情欢呼我国核导弹发射成功，欢呼我国航天事业又一伟大胜利，那欢呼伴着中国人的骄傲，浸透着一名中国航天人的自豪。

1966年10月27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发射火箭运载核弹头的“两弹”结合热试验，核弹头在制定目标上空精确实现核爆炸试验成功，这次试验成功，使中国有了实用型导弹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基地召开庆功宴，高震亚、王世成、张其彬、董连捷、刘启泉，徐虹、颜振清同志被安排坐在主桌，聂帅发表了热情洋溢讲话，他首先代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部队首长向参加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战斗在地下控制室的刘启泉等 “七勇士”致以崇高的致意，聂帅讲话时说，“七勇士”为中国第一枚核武器导弹发射试验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之后，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打报告，为“七勇士”申报集体一等功，“七勇士”每人荣立了二等功。

刘启泉同志回忆道，庆功宴上，他们七勇士围坐主桌，身旁坐着聂帅、钱学森等国防科委和基地首长，聂帅带着大家向他们七人敬了酒，同志们幸福地畅饮庆功酒------。回忆闪光的青春，刘启泉同志豪情满怀。

 刘启泉（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7期）

1960年7月刘启泉收到录取通知书，成为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的一名学员。实现了“既是军人又是大学生”的双重愿望，在导弹工程系，度过了五年半的美好学习时光和锻炼成长。1965年12月，刘启泉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被分配到戈壁滩20训练基地,他先后担任四中队团委书记、技师、分队长，后转战到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参与了“东风2号”导弹的定型试验发射工作，多次进行了“3号”导弹试验，分别担任分队长和师试训科参谋等工作。10年军旅科技生涯后，1969年末刘启泉转业到四平联合化工厂，一干就是31年，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工作踏踏实实，做好每项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设计室主任，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厂长等工作，2000年末从四平联合化工厂退休。

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是，刘启泉的保密工作做得异常出色，他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读书时就受到严格系统的保密教育。他的父亲95岁，直到临终不知道儿子刘启泉曾从事的是核武器、航天航空事业；他的爱妻高玲芝作为教师，1968年和他结婚，只知道刘启泉从事的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工作，却不知道丈夫是中国核武器导弹试验的操作手、技师，直到2006年，中国第一枚核武器导弹发射解密之后，她才知道刘启泉是被国防科委授予的“七勇士”之一。严守党和国家机密，刘启泉做到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岂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先进性、特殊性的具体表现吗？

默默无闻——英雄无悔！是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的杰出代表！

刘启泉荣立全国二等功证书

刘启泉同志作为我国第一代从事航天事业一员、被国防科工委授予核武器导弹试验发射“七勇士”称号，并荣立全国二等功，他的生命在茫茫的戈壁滩上闪烁着灿烂的光华。

“七勇士”之张其彬（右）和刘启泉在发射核导弹地下控制室入口旁合影留念。

张其彬同志是中国导弹专家、卫星发射专家、中国两弹一星功臣；先后在甘肃酒泉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曾49次参加和组织指挥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首次发射试验、东风二号甲定型试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我国第一颗定点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和东方红三号挖潜增程试验，参加跨国“金轮工程”的建设等导弹核武器试验的重大任务。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嘉奖11次。

1955年张其彬高中毕业参加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从军二年后，张其彬同志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1964年在导弹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踏上航天之路，从酒泉到西昌，张其彬任技术助理员、技术参谋、技术组长、技术室主任、团参谋长、副团长、副站长、团（站）党委常委，兼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科技委员会委员、团（站）科技委员会主任、主任工程师，驻厂（所）军事代表；技术职称也由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

张其彬在卫星发射中心

张其彬同志1966年10月27日参加我国在酒泉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发射试验。在试验的最后阶段，担任技术助理的张其彬和其他6名技术人员进入发射地下控制室，张其彬负责技术控制和测验。 他与另外6名留守地下室面临生死考验的航天人，一同成功操控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两结合爆炸实验。“两弹”结合发射试验成功后，他们被誉为“七勇士”。

“七勇士”之张其彬（左3）和刘启泉（左4）再次进入发射地下控制室.

基于当时种种原因，事后张其彬一直对外绝对保密。直至16年后，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得知丈夫的过往。定居天津，此次应邀回乡的张其彬，已79岁，两鬓斑白。面对羊城晚报记者，作为两弹结合实验的亲历者，张其彬回顾了“实验秘闻”，回顾了自己的那段峥嵘岁月。

　　张其彬同志出生于1935年，祖籍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是一名农家子弟。79岁的他近日应邀还乡，参加河源市专门为其筹办的“航天图片展”。

　　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同年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张其彬清楚地记得，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但当时只能像炸弹一样，用飞机把原子弹运往指定地点进行爆炸。而用导弹运载，进行远距离发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两弹结合就搞不出来？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刚完成两弹结合实验不久，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中央计划进行两弹结合实验，由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组成了15人的领导委员会。1965年，中央决定：1966年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实验，并决定把实验地点，放在地广人稀的西北戈壁滩上。

谈及当时“航天创业”的艰辛，张其彬同志感慨万千。据其回忆，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在现场帮助，而国际上还对中国进行了海上封锁，所以实验只能在陆地上进行——即自己国家本土上。中央决定进行的导弹核试验，任务是空前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国家做过“本土实验”。

张其彬（军事工程学院导弹5期）

张其彬说，1964年他刚从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随即分配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坐上基地的专列，于夜里秘密到达实验基地。天亮后一看，四面是一片苍苍茫茫的戈壁滩，荒瘠的土地上只长着一种叫骆驼刺的野草。当时酒泉航天基地刚刚建立，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全靠从外边运进，而国家又刚刚度过了3年饥馑，先前去的科研人员每天都是只能吃窝窝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受命要按预期完成任务，可谓是“临危受命”。

　　张其彬同志到基地后，负责临时发射基地的建设、试验技术协调、编制测试发射程序即操作规程。在基地统一安排部署下，张其彬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日以继夜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实验前一天——10月26日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由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和部队政委高震亚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地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7个人：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技术助理张其彬、技师董连捷和刘启泉，操作手徐虹、中队长颜振清。张其彬回忆，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能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称“敢死队”，后被誉为“七勇士”。

　　在总撤离前，张其彬记得聂荣臻元帅到地下室看望了他们。聂荣臻对他们说：祝你们身体健康，祝我们发射成功！当晚，国防科委的首长还为七人戴上了毛主席像章。27日黎明终于来临，他们意外地发现地下控制室门外，竟然还有一个人默默地陪了他们一夜——基地司令员李富泽将军在外面爬梯间里坐着陪了七人一夜。

　　张其彬表示，李富泽是一位参与指挥过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防需要，来到酒泉基地，指挥这场同样意义重大的战斗。当时，李富泽想与七人战斗在第一线。但考虑到首长所肩负的重任和现场的危险性，七人集体请求上级要求李富泽撤离。后来负责现场指挥的聂荣臻亲自打电话，命令李富泽迅速返回，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地下室。

　　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涨。

　　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渺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等3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

　　在基地庆功会上、地下室留守操控发射的七个人被安排坐在主桌，聂荣臻、钱学森等首长、专家们坐在旁边的桌子上。张其彬回忆，聂帅带着大家向他们七人敬了酒。聂帅说：实验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总理来电话，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国务院，向参加这次实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并向战斗在地下控制室的张其彬同志等“七勇士”致以崇高的致意!“这是第一次元帅给我们敬酒啊！”张其彬回忆说，当时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张其彬同志一直在大西北从事第一线的国防科研试验工作。从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核导弹）至今，张其彬参与了共和国49次不同类型的运载火箭和卫星发射工作，其中包括1970年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1984年第一颗通讯卫星研制以及1985年战略导弹研制。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受过嘉奖十一次。直至16年后的1982年，张其彬退休后发妻田绍华才第一次从电视上得知，丈夫张其彬原来一直从事航天事业。　　

2014年11月3日，在市文化馆少先队员向张其彬及其夫人田绍华献花。

刘启泉、张其彬同志等七勇士因共和国强国梦筑梦人的身份倍受人们景仰，有没有想到共和国强国梦筑梦基石上他们是如何作出的贡献 ? 他们发扬导弹系人“忠诚、执着、担当、拼搏、奉献”的精神，顽强战斗，用生命和热血铸就。

“七勇士”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深刻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刘启泉、张其彬同志等七勇士的奋斗历程，使我们得以领悟“对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启迪我们“寻找支撑其生命的内在动力因素”。在酒泉基地，戈壁荒漠、“七勇士”和同事们历经艰险和困苦，攻坚克难，硬是把一个个有关导弹和卫星发射的难题克服，攀登一个又一个国防科技高峰。在一个有快意也有痛感的社会，“七勇士”让我们谨记一个时代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足迹。

读书的勤奋，专业的探索，报国的精诚，磨砺与立志，忠诚与奋斗，拼搏与奉献，“七勇士”的追求深挚、持久，体现的是那一代人与生俱来的纯粹和本真。他们朴实的气质，宽广的胸襟，纯净的内心世界，对如何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无疑有着积极的久远的价值和意义。

附：1958年4月，时任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上将，受命兼任"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特种工程指挥部（简称特工指，代号7169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率十万大军开进戈壁荒漠。到1960年底，基地的导弹试验区，各种技术勤务保障设施以及弹着区（落区）工程全部竣工，可以进行地地、地空、空空导弹的试验。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就是195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的“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 四十多年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我国研制战略导弹的“六个第一”、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三个第一”和载人航天的 “三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