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周伯伯的离去，是一个冬日，我跟周伯伯的相识，也是一个冬日。如果时光可以倒回，那是二十一年前，也即1998年。

那年，我从西北农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若不是三年前，因去格尔木打工路过西宁，否则，其余的时间里，我的生活直径一直锁定在县城与乡村之间，没出过任何远门，没去过任何城市。

那时候的农民，没有多少收入来源，向学校上交了自己东拼西凑来的将近4000块（学费2100元、住宿费600元以及几百元被褥等其他费用）学费后，我身上已经所剩无几，正在为接下来的生计掰断手指的时候，系里通知班主任说，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金，于是，我将我的情况以书面形式提交系里，说实话，对此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我们班像我这样出身农村的还有几位，孰知过了不久，某天晚自习上，有舍友来找我说，有位中年人找我。我甚是纳闷，中年人找我？我在北京举目无亲，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找我？带着疑惑，我忙回宿舍，来人自我介绍：他是希望工程的志愿者张俊年，和一位叫周木波的老人以及还有几位热心者组建了一个团队，每人出一份钱，通过中华学联资助一位在京贫困大学生，因我是西北人（贫困之地），加之又是藏族（少数民族），所以团队选择了我。并吩咐我，要是时间允许，可以写封信给周木波老人，借此建立联系。于是，我照着张俊年先生提供的地址很快给周木波老人写了一封信，至今还记得，称呼是周爷爷。

很快，我就收到了“周爷爷”的回信，信用废纸背面写就，字迹一笔一划，很是工整，信中除了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外，还邀请我以后去家里玩，似乎还纠正了我对他的称呼——周爷爷改周伯伯，自此，接下来长达二十一年的忘年交里，我一直以周伯伯相称。

跟周伯伯初步建立起联系后，一个周末，张俊年先生来学校，说是受了周伯伯的委托，带我去周伯伯家里做客，为了避免尴尬，我邀请了我上大学后交的最好的一位朋友——来自江西九江市的刘同学随行，他虽非大城市人，但见多识广，且很乐于助人，又住上下铺，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那天，我们从魏公村坐320到甘家口，之后又转了两趟车，才到周伯伯家所在的金沟河路。

知道我们要来，周伯伯早早地等在楼下，此后，只要知道我去，到了约定的时间，周伯伯就会要么早早地等在楼下，要么时时开窗张望，直到我出现在门口。

正如周伯伯在信上所说，他每周都会打扫楼道卫生，因住最高层7楼，每天早上上下楼的时候，都会顺手拿块抹布擦拭楼梯扶手，因此，外观不算整洁的单元楼，里面却很是干净，楼梯扶手一尘不染，显然，与周伯伯的勤拭不无关系。

进入家里，阿姨早就摆好水果等候到来。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居，当时，大哥结婚搬出另住，二哥出国在外，三哥还在清华大学上学，跟周伯伯、阿姨同住，因此，空出一个卧室，因客厅狭小，这空出的卧室便成了会客室。房间装修甚是简单，家具陈旧，若用现在的装修标准来看，几乎没做过任何装修，但物品摆放甚是整齐，大小物件错落有致不落灰尘，甚至就连药盒都码成一排，合理的被设计成储物箱摆在桌上。

周伯伯和阿姨的穿着也很朴素，周伯伯是一身蓝中山装，很明显已经有些年头，有些发白，洗得却很干净，阿姨的着装至今已记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很普通的衣料。

记忆中，我们到后，还来了资助团队的其他成员，陈幻姐、徐凤珍姐、王薇姐、张进校伯伯。中午时分，周伯伯说订好了楼下的烤鸭店，那时候，金沟河路还是一条小路，马路南边很有些饭馆，因为门口放着一个特大的瓦罐，至今我记得这家叫江西老俵瓦罐汤的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一行去的是一家烤鸭店，分楼上楼下，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人声嘈杂。我们是在一个包间就餐，周伯伯点了很多菜，烤鸭当然是必点，知道我是西北人，又点了牛羊肉，因为徐凤珍姐信佛，不吃荤，还点了一些素菜，那是我第一次在北京下饭馆，也是第一次吃烤鸭，也是这次，我第一次知道鸡蛋还分荤素。

吃饭中，周伯伯频频给我夹菜，又示范我如何吃烤鸭，不断叮嘱，不要拘束，出门在外，把这里当作家，一定要吃饱。那份对晚辈后生的浓浓之爱，使我一位异乡人如归家中，至今想来，犹感念不已。

几年后，因为修路，烤鸭店早已成了马路，但跟周伯伯的交往从此不断，上学时，每次去周伯伯家，周伯伯都要带我去楼下饭馆吃饭，火锅店、炒菜店，几乎都吃了个遍，我知道，那是周伯伯怕我在学校吃不好，有意带我改善伙食。后来，工作了，每次去，也常常是周伯伯带我去楼下吃饭，当我以我已经工作了，有钱请他和阿姨为由坚持买单时，他总是板起面孔，甚至面有愠色，说，你刚工作，应该省下钱来，给爸爸妈妈寄一点，他们供你上学不易。再后来，我有了小孩，周伯伯更有理由，不让我买单，说小朋友要花的钱很多，省下钱来应该给小朋友更好的教育。

可以说，在跟周伯伯交往的二十一年里，我从一个无任何收入的大学生到为人父的职场人，跟周伯伯和阿姨吃饭不下数十次，我却从来没有掏过一分钱，而周伯伯对我的照顾和关心何限于此。

每年大的节假日，我若没顾上给周伯伯和阿姨打电话，不久，总能接到周伯伯的电话，嘘寒问暖，从妻子小女到父母长辈，无不一一问及，表示出无比的关心。

而我至今仍跟这个资助团队保持着联系，也是周伯伯的功劳，每逢大的节日，周伯伯总是一个个提前打电话，跟团队的每一个人约好相聚的时间和地点，确保每一位都能到场。工作后，我也曾组织过一些会议，深知凑好每一位邀请者的时间之艰难，一遍遍的打电话，一次次的改时间，也更加知道周伯伯召集众多人聚在一起之不易，在这个团队，更确切地说，在这么一个大家庭里，周伯伯就是灵魂，而今，灵魂已去极乐，想必以后的聚会将不复存在，悲乎！

有人说，一个人对一个地方持续关注和留恋，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关心他爱他的人在，以前，每次路过五棵松的时候，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里住着关心我爱我的周伯伯和阿姨在，而今，周伯伯已然驾鹤而去，五棵松乃至北京，少了一位父执般爱我的人，每念至此，心中波澜，泪不能已，几不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