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才

当时基地迟万春政委（最后后担任了总装备部政委上将）一直在现场亲临现场组织指挥，他是一直关心我成长的老首长。前面我没有写后面的抢险过程我，应校友的要求补充一点。

     我第一时间在指挥现场处理，因我没有像一线操作人员那样身穿防护服，看到和感觉问题太大，即便启动预案也难以避免次生爆炸事故的发生。便迅速奔跑下到指挥间，连续发出一系列指挥口令和措施，并迅速穿好防护服带了一位干部（庞建国，国防科大92届）再次冲到现场设法把加注连接器对到 加注口上。因推进剂是带着压力像消防水龙头一样往外喷射，根本不可能对上去，坚持了大概不到一分钟我就已经中毒无法坚持，赶紧下达了撤收命令。我担心我作为现在最高指挥官和业务最为熟练者，我撤走他们不了解大系统情况，盲目操作处理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因为四氧化二氮也不能轻易用水稀释。以防比例不当就变成稀硝酸（王水），把 的各个部位都腐蚀掉而彻底报废。所以我在后撤后封闭了现场，在通讯、消防和塔架勤务兵的搀扶消洗下走到场坪临时指挥部挣扎着坚持给周列章司令员报告了情况，并让他们火速把基地刘致富总师喊到跟前，口述了我的关于抢险排除故障的八条措施，并按预案要求，以我的副职徐爱民（国防科大87级）再带第二梯队人员按预案程序先上去顺序排气，但一定要保持箱体压力与库房压力的平衡等等，我交代完毕时已经呼吸困难难以支撑，被迅速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因救护及时我基本没有留下四氧化二氮中毒后遗症，先后有六或八批人次按照我的抢险流程组织了两三个小时的抢险排故障，二十六人后送医院救治排毒。因我们室的干部人员较少，只有在加注过程中才会岗位排满的最大化交叉使用（氧化剂系统和燃烧剂系统的岗位人员是不能同时同岗位工作的，必须分时分段交叉工作轮换休息）。我在长征四号火箭首飞发射首发风云气象卫星后就针对发现的问题以给任新工程总师（他是哈军工发动机专业创始人）的汇报时的要求，按照钱学森的系统科学管理方法设计了一套管理方法，不储备那么多干部虚位，而是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空军长机陪僚机组队的方法，设置主岗和副岗（虚岗借调），我们专业的骨干担任主管，副岗向单元组在发射阵地没有测试工作的指挥借调借用。解决了任务忙闲不均的资源配置和调用问题。此举得到了时任单元组组长，现任航天系统部司令尚宏中将的积极和大力支持，亲自担任我的部属骨干氧化剂操作手的副岗，这也是尚宏战友毫无架子，勇担重担大局意识的一个写照。经历过这样岗位熏陶历练的还有航天系统部装备部部长的杨赤军将军。他们都是我当年最好的工作战友和搭档。

        我想表达的是当时我们战斗减员很厉害，我们室的干部几乎都冲到最前沿一线参与抢险（他们有些人各有各的岗位，并不都是加注连接器操作岗位，这些岗大部分都应当是战士负责的，但一度时间为了安全可靠，曾经由大学生干部担当和负责的，这也是一种能吃苦耐劳的实践锻炼机会，尚宏战友能有今天的成就就与这种主动协助勇挑重担，主动寻找机会参与艰巨岗位的思想品德有关），后来是站领（站长、总师、参谋长亲自上手担任操作手强险排除故障），基地迟万春政委亲临现场一线组织， 已经装满了燃料，氧化剂还在泄漏，时刻都有爆炸的危险。就是这种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人在阵地在的精神，最终堵住了泄漏，连接上了加注连接器把剩余推进剂泄回到了库房（大部分都喷射泄漏蒸发了，四氧化二氮的沸点21℃，所以大部分都蒸发为滚滚翻腾的宗红色四氧化二氮毒气在塔架山四散，十分惊恐万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喷射过程的吸热在塔架和加注口上结成了厚厚的四氧化二氮冰层，避免了流到 的各个部位和舱段）。故障排除几天后重新组织加注，我从医院带着吊针亲自组织指挥加注，确保了一滴不漏加注成功（事故追溯调查是航天部门的产品配套错误，不配套的活门顶碗把活门密封胶顶断压在连接处断为四节，导致连接器内的密封胶圈脱落失去密封效果），代价是巨大的。这是我几十发任务中组织处理过的风险最大的一次故障。这次事故让我总结出了很多经验。其中一个就是哈军工国防科大的哈军工精神和优良传统在廿五基地发挥继承的特别好，在七十年代有过一个好像是70届毕业的张思德式的好干部哈军工优秀毕业生盛金荣，担任中队长带领部下强修菜窖被埋在里面的烈士。我们这次抢险干部带头冲锋陷阵亲临一线，上至最高首长基地政委迟万春（哈军工70届），站领导总师刘占元（长沙工学院期间的毕业生），室主任副主任和骨干，战斗在一线最前沿的3/4是国防科大毕业的。我算是个承上启下的国防科大毕业生，所以后来我一直致力于哈军工精神研究，寄期望把哈军工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也写过几篇文章叙述我的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