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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林
陈赓大将
陈赓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将领,智勇双全、骁勇善战、攻无不克、无往不胜的大将军。是一位色彩传奇、个性鲜明军事领导人。曾任我国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抗美援朝,陈赓将军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把美国鬼子打的落花流水。
左起金雄、朴一禹、金日成、彭德怀、陈赓、甘泗淇
援越抗法,任命陈赓将军为中共中央代表,协助越共胡志明主席,指挥作战,完胜法军,将法国侵略者赶出越南。
胡志明和陈赓
解放战争,陈赓将军率部队,铁流千里、横扫蒋军如卷席,解放河南,打过长江,解放江西,南线大追击,直捣粤桂滇 ,行程八千里、歼敌十五万,解放大西南。
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右)和陈赓将军(左)相见的情形,左后是宋任穷将军
抗日战争,陈赓将军抗击日寇,战功卓著,神头岭伏击战、设伏响堂铺、急袭长乐村等战大捷,痛击侵犯山西的日寇,闻名全国的抗日战场。
1939年1月初,陈赓旅长遵照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命令,率三八六旅从鲁西北进入冀南平原作战。在冀南这片热土,陈赓将军以高超卓越的军事指挥,率八路军痛歼日寇,打出了华北(冀南)第一捷。
一、(一)八路军挺进冀南
1937年底,日寇侵占了河北重镇衡水。整个华北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1938年初在冀南,地下党(共产党)南宫县委,在南宫县(今南宫市)县城公开创办了“澎拜剧社”,宣传抗日,保家卫国。县立一中的学生,高天炎(13岁)鼓动了程永年、谢炬、郝振武等十几名同学参加了“澎拜剧社”。国民党县党部也没闲着,鼓吹参加他们,可以到英国留学,县立一中也有七、八个学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
八路军一二九师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决抗日的指示,于1937年10月至11月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区。1938年又陆续派出主力进入冀南地区。
1938年2月八路军第129师三八六旅付旅长陈再道率一个营(一连、五连、十连和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陈再道为司令员开进冀南。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委邓永耀)进入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宋任穷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宋任穷率骑兵团进入冀南 1938年陈再道(左),宋任穷(中)与李聚奎在冀南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河北、山东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其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路纵队为路东纵队,由副师长徐向前及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亲率主力部队(385旅)七六九团、(344旅)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第五支队)约4000余人,于1938年5月挺进冀南平原;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第386旅主力组成,由陈赓旅长、王新亭政委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行动。
徐向前、刘志坚率部与率先在冀南开辟工作的东进纵队陈再道、宋任穷会合,和他们一起开展 了艰苦卓绝的平原游击战。
1938年6月初高天炎於南宫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原澎拜剧社组建)任小队长,并秘密地向该先锋队共产党负责人闫统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书面)和个人自传,一个月后,闫统三秘密的找高天炎谈话,通知高天炎党组织同意他的申请,让高天炎赶到鸡泽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履行入党手续。
1938年7月下旬高天炎步行来到鸡泽县靠近曲周县的一所乡村小学找到龍文仔教员(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龍文仔和齐明同志和高天炎谈话后,由龍文仔和齐明同志介绍高天炎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批准后即为正式党员),晚上在小学校秘密的进行了入党宣誓,高天炎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愿意为党牺牲生命。返回时党组织交给高天炎同志第一个任务,就是绘制这一带的地形图,因为日寇很快就要打过来,让高天炎同志经曲周县、邱县、威县步行回南宫。
1938年9月高天炎於南宫县城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宣传队,任付分队长。“澎拜剧社”的大部分人在闫统三的带领下都参加了八路军东进纵队,程永年、谢炬、郝振武、胡流等高天炎的同学也留在了东进纵队宣传队。
1938年11月宋任穷、刘志坚到东进纵队宣传队检查工作,高天炎将自己记载的曲周县、邱县、威县、南宫县的地形草图 图共四张(每县一张)交给了宋政委、刘主任。宋政委看后很高兴,对高天炎说:“你入党的事我们知道了,你是冀南年龄最小(13周岁)的党员,任务完成的好,做了一件有利于抗日的工作,好好努力吧!”
1939年1月初,陈赓旅长遵照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命令,率三八六旅从鲁西北进入冀南平原作战。1月22日,许世友到任三八六旅副旅长(红四方面军军长),三八六旅又多了一员虎将。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得知老首长老战友陈赓到了威县,都很高兴,給冀南增加了一支能打善战的主力部队。即派宣传队去三八六旅慰问演出,行前宋政委叫来了高天炎,让他把他记载的四县草图交给陈赓旅长。宋任穷政委坚信:威震山西的八路军陈赓将军(在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接连重创全歼日寇),在华北平原也能打出新的战绩。
高天炎到了三八六旅,将四县草图交给陈赓旅长,陈旅长见高天炎还是个娃娃,夸奖到:“小鬼,干得不错。有什么打算?”“听组织安排。宋政委叫我回去后去桂干生、楚大明新组建的20团做文化干事,教新战士学文化,提高觉悟,英勇作战。”陈旅长说“好、好,谢谢小高同志。”
1939年1月,日军纠集第十师团主力、十四师团、二十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总数达3万人以上,分11路,先后由石家庄、邯郸、邢台、大名、聊城,德州等据点出动,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或驱逐我八路军,控制冀南地区。当敌人开始进犯冀南时,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则分头阻击故人,以迟滞扫荡之敌。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曾向广平、肥乡、曲周,鸡泽,威县各据点之敌进行过多次袭击,取得了一些战果。这时敌人因没有受到较大的挫折,仍盛气凌人,每次受到我军的袭扰,必派出部队进行追击。陈赓旅长、王新亭政委掌握其这一规律,准备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打一次伏击战。
(二)、香城固伏击战------平原歼敌第一役
香城固伏击战于1939年2月10日,由时任八路军129师386旅陈赓旅长指挥,在香城固村西老沙河一带,以骑兵连引诱驻威县日军出城,进行伏击之战。陈赓旅长在自传中“这次战斗是我进入平原的第一次得意之作。刘伯承师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说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
香城固伏击战,开创平原歼敌战光辉范例,被称为平原歼敌第一役。它的胜利对整个冀南地区震动很大,从而坚定了华北平原抗日军民抗战必胜信心。
1938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等第一二九师主要领导来到冀南地区,决定把我们第三八六旅、第三八五旅、东进纵队等分为五个作战集团,分别结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寻机歼敌。在战术讨论会上,三八六旅作战集团司令陈赓建议:“鬼子仗着他的汽车、机枪和飞机大炮的优势,在平原作战,气焰嚣张,见到八路军就追,受到袭击更是穷追不舍。我们可利用这个特点搞个伏击战。”
陈赓旅长遵照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命令,率三八六旅于1939年1月初,从鲁西北进入冀南平原作战。1月16日,第一二九师下达了字第三号命令:以第三八六旅新一团、补充团,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东纵第三团、先遣支队三大队、程启光支队和吴作起部组成“六旅集团”,由陈赓、王新亭指挥,活动在冀南第三军分区地区(曲周县、邱县一带)。
刘伯承邓小平在冀南 陈赓在抗日前线
1939年1月7日,日军纠集第十师团主力、十四师团、二十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总数达3万人以上,分11路,先后由石家庄、邯郸、邢台、大名、聊城,德州等据点出动,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或驱逐我八路军,控制冀南地区。
当敌人开始进犯冀南时,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则分头阻击故人,以迟滞扫荡之敌。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曾向广平、肥乡、曲周,鸡泽,威县各据点之敌进行过多次袭击,取得了一些战果。这时敌人因没有受到较大的挫折,仍盛气凌人,每次受到我军的袭扰,必派出部队进行追击。陈赓旅长、王新亭政委掌握其这一规律,准备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打一次伏击战。
威县城是日军后方补给线的重点,由敌第十师团四十联队之一部驻守。周围之曲周,广宗、清河等县城 亦仅有少数敌人。广大乡村与威县以南的邱县、馆陶地区仍在我军掌握之中。于是陈赓旅长选中威县城之敌人作为袭击的对象。就战场的选定问题,陈赓旅长接连几夜都没有睡好觉。自古战事最讲地利。而冀南根据地处于华北平原的南部,再加上当时又是冬季,举目望去,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原野。哪里是有利地形?我们的兵力如何集结?如何隐蔽?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赓旅长看了小高同志的草图和同志们的汇报,派出部队勘察地形,并组织对平原作战有经验的干部战士召开“诸葛亮会”,献计献策。最后确定设伏击战场在曲周县香城固村西北一带沙滩。这里地处黑龙港流域,是一袋形沙河故道,当地人称转向湖。四周还长满一丛丛红柳棵、野枣树,地形倾斜,洼地西是大沙岗,长约1500米,岗高两三丈。香城固村东北3里处是庄头村,隔沙滩与张家庄村遥遥相对,把地势倾斜的洼地紧紧夹在当中,构成一个自然的钳形防御阵地。陈赓旅长听了韩东山(三八六旅副旅长,红四方面军25师师长,红军会师时是红四方面军第一个迎接毛主席的干部)和周希汉同志(三八六旅作战科长)对该地形的实地勘察汇报后,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袋形伏击阵地。我们就在这里让小日本鬼子见阎王!”并组织各团干部秘密地详细看了那里的地形、地貌。大家对这个预伏战场也十分满意。
三八六旅陈赓旅长选中威县作为袭击的对象,在香城固伏击猖狂的日寇。报经驻邱县南辛店乡王八郎寨秦德昌家的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同意后,立即组织实施。
陈赓旅长进行战斗部署:第六八八团团长韦杰率该团第一营在香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其主力进至张家庄担任从西向东的侧击任务;杨宏明团长率补充团位于庄头一线,担任从东向西的侧击任务;新一团(团长丁思林、政委陈悦长、副团长魏开方)以一个营位于西孝固,向曲周县城方向警戒,防其增援,团长丁思林率该团主力位于马洛堡地区,担任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以骑兵连进至香城固以北之第什营、南草厂,向威县之敌侦察、游击,担任诱敌人任务。旅部位于香城固。副旅长许世友随新一团行动,副旅长韩东山随补充团行动。
许世友 周希汉和陈 赓
韩东山 韦 杰 杨宏明 丁思林
香城固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八路军。当地自卫队、模范班、青抗先100多人和5名向导,在政府干部的带领下主动要求参战,并准备好30副担架和7户掩护重伤员。
2月8日,新一团和补充团分别袭击曲周和威县城。新一团一个营袭入曲周城南街,毙敌10余人。补充团袭击威县城,激战2小时,击毙东门城楼守敌10余人。
陈旅长命令韦杰的六八八团一部,于2月9日夜袭击了威县城。这支部队首先包围四门,接着,虚张声势,架起云梯攻城。黎明前,迅速向城南撤去。
2月10日上午,担任诱敌的骑兵连一部,于威县城南一带飞马扬鞭,左右奔驰,故意暴露给敌人。敌发现后,驻威县日军第十师团四十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由补充大队大队长率领,分乘9辆汽车拖着一门山炮,两门步兵炮,架起重机枪,快速向南追击,直补骑兵连。骑兵连且战且退,诱敌步步深入,于第什营(自行车队赶到)和自行车队一起突然集中火力阻击敌人,击毙敌翻译官和向导,将日军补充大队大队长击伤。当日军还击时,我骑兵连和自行车队故意摆出混乱的队形,往香城固方向旋即撤离。敌人气急败坏,急于报复,紧追不舍。骄横的日军哪里想得到这是陈赓旅长的诱敌之计,他们紧跟在骑兵连后边。当骑兵连行至耿家庄时,迅速隐蔽起来。日军一见失去了追击目标,暴跳如雷,东寻西找。这时,骑兵连于香城固西北的康洼村,向敌人猛烈射击。红了眼的敌酋见到目标,立即指挥车队追赶骑兵连。这样,骑兵连牵着敌人鼻子,进入了386旅预设的伏击圈。
当敌人全部进入了386旅的伏击圈冲向香城固时,埋伏在香城固的第六八八团第一营,予敌迎头痛击,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敌人组织兵力向八路军阵地冲击,连续两次被六八八团一营打退。敌人正面攻不动,便抽出来一部兵力,由东向南迂回,企图包抄八路军后路。这时在庄头村的补充团第一营、第二营突然出击,予敌重创。并乘势将敌往西压。
香城固之战经过要图
陈旅长让六八八团一营在香城固负责正面阻击。主力部队埋伏在张家庄、马落堡,补充团一部集结于南香城固、傅辛庄,给日军布下了一“口袋”。而新一团的主力,则迅速进至张家庄,马落堡以北,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敌人东、南两面都遭到突然阻击,并且火力猛烈,防守坚固,敌人断定中了八路军的埋伏,于是顺势向西突围,企图经马落堡向曲周城逃跑。遭到埋伏在张家庄的六八八团主力顽强阻击,敌人寸步难行。于是,敌组织兵力向北突围,企图逃回威县城。
北面是伏击圈的入口,无法预先构筑隐蔽工事,也无法事先设伏部队。新一团的任务是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堵住口子,切断敌之退路。因此当敌人进入后,隐蔽在马落堡附近的新一团急速向东北运动堵口子。敌人开始向北突围时,新一团指战员争分夺秒先敌抢占了入口处,堵住了敌人北逃的唯一退路。
迂回在敌人左侧背的新一团已到耿家庄、康家洼,开始向敌人背后攻击。敌人又想往回逃窜,但退路已被切断。敌人象瓮中之鳖,被团团包围在大沙滩的中心——凹形洼地。开到这里的日军汽车,大部分陷入沙土中,光打空轮前进不得,只扬起丈余高的沙柱,有两辆开得动的汽车,也被新一团二营部队用集束的手榴弹炸坏。敌安田中队长惊慌万分,重新组织力量向北面新一团阵地冲击,企图打开突破口。敌人猛烈的炮火,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炸起的沙尘迷得入连眼也睁不开。此刻,副旅长许世友挥手大喊:“同志们!坚决堵住敌人,决不能叫鬼子跑掉一个!现在是杀敌立功的时候了!”率领新一团冒着日军的弹雨,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勇猛地冲上公路,一面阻击日军,一面构筑阻击阵地。新一团的指战员用火力封死了敌人退路,扎住了“口袋”,他才止住了脚步哈哈大笑道:“胜利在望了,好!胜利在望了!”敌人集中全部重火器再次向新一团猛烈轰击,新一团指战员沉着迎战,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团长丁思林一边打,一边大声喊:“坚守阵地,堵住敌人,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新一团越战越猛,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牢牢地坚守着阵地。从下午4时30分到傍晚,敌人在轻重机枪、迫击炮火力掩护下,连续向新一团发起4次冲锋,新一团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硬是用手榴弹和刺刀一次一次将敌人杀退,使其未能前进一步。敌人进退两难,便使出了狠毒的一招,向我军施放毒气弹。三八六旅的将士虽然有不少人中毒,但陈旅长指挥若定,立即下令向敌人发起冲锋,使敌人在近战中无法再使用毒气弹。随即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各团指战员跃出阵地,端着刺刀,杀声震天,从四面八方冲向日军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在指战员的勇猛冲杀下,到深夜12时,整个战斗胜利结束,日军安田中队被我全部歼灭。在汽车燃烧的火光下,我三八六旅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丘后面,发现有五个受伤的日本兵躲在那里,看见八路军来了,其中一人跳起来举起战刀向战士砍去,结果被骑兵排长举起马刀将其拦腰砍死。从被俘的四个日本兵口中得知,那个举刀顽抗的家伙,就是安田队长。
陈赓指挥386旅在香城固诱伏战缴获侵华日军的武器弹药、39年2月临河村郝大爷帮八路军运缴日寇山炮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硬仗,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50余人,活促了8名俘虏,缴获山炮一门、九二步兵炮两门、迫击炮一门、长短枪数百支,击毁汽车9辆。我军伤亡50人(牺牲27人)。
刘伯承师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称这次战斗是:“平原模范伏击战!”
当地人民也高兴地编了个顺口溜来歌颂这次战斗:
“三八六旅好儿郎,打头的人是陈(赓)王(新亭)。
沙滩布下口袋阵,转向湖上设罗网。
汽车大炮全击毁,日本鬼子见阎王。
解了咱们心头恨,保住咱们好家乡。”
蒋介石和卫立煌分别致电嘉奖三八六旅。
蒋介石电文是:“朱总司令玉阶:
刘师陈旅努力杀敌,斩获颇重,殊堪嘉许,即希传谕嘉勉。中正寒”。
卫立煌的电文是:“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电敬悉,刘师陈旅聚歼威县南犯之敌,并多俘获,至深欢慰。卫立煌”。
香城固伏击战,开创平原歼敌战光辉范例,是冀南平原上的第一次模范诱伏战,被称为平原歼敌第一役。它的胜利对整个冀南解放区震动很大,从而坚定了华北平原抗日军民抗战必胜信心。
在战斗中,各参战部队打得勇猛顽强,尤其是组建不久的新一团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动作神速,打得勇敢,守得顽强。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称新一团是“模范青年团”,后被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授予“朱德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二、破击王高路大捷
陈赓将军指挥八路军129师386旅在香城固全歼日寇后,八路军冀南军区各部队在宋任穷将军、陈再道将军、刘志坚将军的率领下,乘胜出击,奋勇杀敌,在各个战场重创日军,冀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八个专区(地委),王任重任仲夷、杨易辰、李福祥、乔晓光、陈登昆、赵一民、郭鲁、陈森、赵尔陆、肖一舟、王青、李宋霄、解蕴山、张化南、温光中、张海峰、刘铁之、贾庭修(女)等担任过地委书记、专区专员。
高天炎同志被调到八路军冀南军区二十团任文化干事,二十团是八路军冀南军区的主力团,当时属大团,设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当时一般的团不设营,直辖5个连(左右)。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扩大,参加八路军的人也越来越多,冀南军区二十团新建了第4连,1940年12月高天炎(16岁)调到了第4连,成为第4连的第一任指导员。高天炎的同学苏玉清任6连副连长,抗日战争是异常艰苦的,部队干部、战士每天的标准口粮只有15两(16两一斤)还不到一斤,还经常吃不上饭,但二十团全体将士英勇杀敌,多次重创日军,保卫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南军区二十团是个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部队,团长徐绍恩,付团长楚大明,政委李汉英,政治处主任王干等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奋勇杀敌,都先后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冀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后来成立了冀南区(相当于省),党中央任命宋任穷将军为冀南区(省)党委书记兼任冀南军区政委。王录同志(枣强县)、乔瑞生同志(临漳县)、郭企之(曲周县)、赵玉森(成安县)、陈瀛(成安县)、郭志通(肥乡县)、王俊杰(景县)、刘晓元(成安县)、任光亚(威县)、张子敏(清江县)、赵炳图(武城县)、马功岑(永肥县)、路广(清江县)、赵青(女)(磁县)、夏庆贤(巨鹿县)、刘漫谈(冀县)、李平东(南宫县)、何如之(宁南县)、刘毅(衡水县)、吉新起(南宫县)、李著前(邯郸县) 张 平(武邑县)、王肃武(清河县)、李常德(平乡县)、赵选(永年县)、信孟博(武邑县)、苏本固(尧山县)、闫统三同志(办事处主任)、刘忻(漳河县)、高志学(垂杨县)、吴大羽同志(垂杨县)、李九江同志(冀县)等是抗日政府的县长、县委书记,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县县都有)都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共产党人英勇牺牲得来的。
“百团大战”之后,侵华日军调回头来集中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往后一年,八路军部队由四十万骤减到三十万人,对敌全面斗争进入到了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
1941年初,侵华日军开始修建王(清河王官庄)高(南宫县大高村)路。工程一开始,敌人就从方家营、王官庄等据点调来大批皇协军,并出动了一个联队的日军,在王高路沿线村庄,设置了许多炮楼和据点。每隔二、三里便有一个炮楼,中间还夹杂着几个大据点。为修王高路,敌人加紧了对公路两旁村庄的扫荡,还在路两边挖了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并把皇协军司令部设在西马固庄。西马固庄位于王高路的中段,往南二十五里是王官庄,中间有六、七个炮楼,往北四十里就是大高村,中间也有五、六个炮楼。所以,敌人把西马固庄作为中心据点,便于控制整个王高路。皇协军的两个团一进西马固庄,就下令抢占了东西大街以南约计百余亩面积的半个村子来修建据点,八十多户群众被赶出家门,还强迫周围各村的群众,为他们筑起了一道高二米,宽三米的土围墙,围墙外挖了一道深五米的封锁沟,并在围墙上修筑了多处工事。敌人大肆向各村派粮、派款、派伕,强迫群众放下农活去修公路,稍有怠慢,便被抓进据点进行捆绑吊打。王高路的修建,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到1941年夏天,日寇好不容易才勉强将王高路修好,妄图把王高路作为一道分割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线,限制缩小冀南抗日游击活动。日伪军鱼肉乡里,烧杀奸淫,横征暴敛,还经常出来抢劫、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王高路的修建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当地的群众又恨又怕,迫切盼望着我冀南抗日武装早日破掉王高路,尽快收拾敌据点。
当时,日寇表面上气势汹汹,装备比八路军精良,但冀南抗日武装,以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配合八路军新七旅,在王高路沿线地区,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骚扰他们。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分割、“蚕食”、 冀南军区决定彻底摧毁王高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宋任穷政委、陈再道司令员、刘志坚主任、范朝利参谋长的领导下,集中冀南军区优势兵力,首先从中间斩断,尔后,各个击破。同时,在有力的军事打击下,加强政治攻势,动摇瓦解伪军。冀南区党委要求有关县、区积极配合部队破击王高路作战,南宫、垂杨、清河、武城等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县委书记组织了上万名青壮年参加破路队、担架队,并亲自带领群众上阵破路,随部队一起投入战斗。
1941年8月30日晚间(农历七月初八)十点钟,王高路破击战的战斗打响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七旅(旅长易良品、政委文建武、参谋长雷绍康、政治部主任钟汉华)的三个团和新四旅第十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王高路全线发起攻击。南宫、垂杨、清河、威县、武城等抗日政府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也参加了战斗。第十九团进攻垂杨至大高村段的敌人;第二十一团进攻垂杨至王官庄段的敌人;第二十团由旅长易良品率领,围攻位于王高路中段的东、西马固庄据点。
易良品 楚大明 八路军研究攻打炮楼
晚十点钟,七旅旅长易良品同志下达了攻击西马固敌中心据点的战斗命令,首先从中间斩断敌之防御体系,打乱马固庄的指挥系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皇协军两个团,驻守王高公路中段的马固庄一线,二十团团长徐绍恩同志带领三营指战员,对据点外围掩体工事发起了猛攻。在我强大的攻势下,敌人纷纷龟缩到据点炮楼内负隅顽抗。经过一夜战斗,扫清马固庄外围碉堡。
8月31日,徐绍恩团长率二十团突击队向马固庄发起总攻。敌人龟缩在据点内,凭借高大的围墙和坚固炮楼负隅顽抗。
中午,自垂杨出动三辆满载着日本鬼子的汽车出援王高路守敌。第一辆汽车驶过了布雷地点后,“轰”地一声,地动山摇,火光烟雾冲天而起,日军的第二辆汽车被炸翻了,随后又是一声巨响,第一辆汽车也上了半天空。原来,第一辆汽车上的日本兵看到后边的汽车挨了炸,慌忙向后倒,正压响了地雷,两颗铁地雷全部开了花。第三辆汽车上的日本鬼子一看大事不好,也闹不清前方究竟埋有多少颗地雷,又怕公路两边有埋伏,倒转方向,仓皇逃回垂杨。
敌人龟缩在马固庄据点内,凭借高大的围墙和坚固炮楼负隅顽抗。据点外围有两座炮楼,火力凶猛。易良品率部攻了一天,因没有重武器,无法拿下炮楼。情急中,他想起去年二十团缴获的那门“八八”型野炮,当即命令二十团速组装野炮、带野炮赶到马固庄。二十团楚大明副团长接到命令,让机炮连将拆散的部件挖出来,送到后方工厂连夜擦洗组装。第二天中午,楚大明副团长带炮兵连(“八八”型野炮)和4连赶到马固庄。二十团机炮连把1940年从日军手中缴获的这门“八八”型野炮,架设在西马固村西南角,炮口对准了敌炮楼,开炮前,易良品同志亲自向着炮楼喊话:“告诉你们,中国人不能替日本人卖命,你们只要放下武器,愿意参加抗日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如果继续顽抗,我们就开炮了!”炮楼内拒不答话,一片沉默。爆破参谋陈治安配合七旅执行任务。为了节省炮弹,决定用炸药包解决问题,他双手抱起炸药包跳出掩体,奋不顾身的向炮楼扑去,中途不幸被炮楼里射出的子弹打中腿部,负了重伤。从太行转战来的张天寿又接着冲了上去,同样也被敌人的子弹打伤头部,后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易良品亲自指挥二十团机炮连向马固庄炮楼发炮。“八八”型野炮发射出第一发炮弹,由于经验不足,没打着。但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沿线各据点,当时,中日双方谁也没料到,这是八路军的大炮声。易良品命令把“八八”型野炮拉得离炮楼再近点,第二炮射出去,敌炮楼中弹起火了,浓烟滚滚,击毁敌炮楼并将据点的围墙炸开一大缺口。炮楼里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机炮连的2个掷弹筒打出了两发,击毁了据点敌人的重机枪,楚大明、高天炎带着4连首先扑了进去,击毙了日本守军,吓得伪军一个团副连滚带爬地高喊,八路军老爷饶命,我们投降。”剩下的敌人全部举枪走出据点。俘虏了团副以下二百多名伪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光洋面(白面)就拉了十几大车。
二十团政委李汉英向那个团副进行了教育,并带着他们去王高路沿线的其它炮楼喊话。每到一个炮楼前,那个团副就高喊:“我是马固庄炮楼团副x xx,西马固炮楼被八路军轰平了,快投降吧,不然性命难保。”各炮楼的敌人一听西马固中心据点都守不住了,也都老老实实地缴了枪。在“八八”型野炮的威慑下,多个据点内的守军未等放炮便自动投降,有的放下武器,偷偷跑散。激战三天,就这样走一处,收拾一处,只三、四天时间,王高路沿线的炮楼、据点就全部被我们拔掉了。
9月2日晚,楚大明副团长指挥二十团4连、6连智取甘狼冢炮楼,4连指导员高天炎假扮伪保长的儿子(高天炎年龄小、个矮、皮肤白净、又是本地口音),在鬼子吃晚饭时,赶着牛车给甘狼冢炮楼送粮食蔬菜,伪军很快开了门,
冲进炮楼鬼子在吃晚饭,高天炎从腰后拔出手枪,一枪击毙鬼子军曹,战士纪志明扑向鬼子,一连捅死3个鬼子,还有十几个鬼子也被战士们开枪打死。共击毙鬼子15人,30多个伪军举枪投降,共缴获长、短枪40余支、歪把子机枪1挺、捷克造轻机枪1挺。4连迅速点着炮楼,在6连的掩护下,押着伪军快速撤离。
王高路破击战,八路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至9月3日,新七旅的和新四旅第十团攻克尧村、双炉、董家宙、郭庄、范家寨、扈家庄、甘狼冢等据点、炮楼、碉堡16处,将高德林治安军的两个团全部缴了械,炸毁了日军的两辆汽车,炸死击毙日本鬼子70多人,毙伤伪军500余人、俘虏了伪军450余人,共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机枪20挺、子弹万余发。八路军伤300余人,牺牲31人。经过这次战斗,破毁了王高路,参战的八路军、广大民兵和数万群众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公路封锁线。打开了成安、魏县、大名一带的抗日局面。
王高路破击战的胜利,受到了八路军总部和上级党委的通报表彰。延安、太行、太岳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都以显著的版面,报导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消息,对各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1年12月八路军冀南军区召开了表彰会,各部队是派代表参加的,刘志坚主任宣读表彰名单,20团楚大明副团长受到表彰,冀南军区授予高天炎模范干部称号,宋任穷政委给高天炎发的奖,纪志明受到表彰模范战士,刘志坚主任给他戴的大红花。战士纪志明作战勇敢,被任命4连4班班长(后任排长)。
王高路破击战的胜利,受到了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上级党委的通报表彰。9月初的一天上午,敌人又来报复了,调来了飞机支援,敌机沿着王高路低空飞行,扫射轰炸一番,飞走了。数天后,当日军携坦克和火炮,从邢台和临清赶来增援时,易良品早已率部转移。
三、营救刘志坚将军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壮大,成了侵华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帝国主义为把华北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于1942年4月29日,侵华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临德州,指挥3万多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九”铁壁合围大惨案。
1942年4月28日,侵华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临德州,指挥其所属日军第12军、110师团和第75混成旅团11000余人和伪军20000余人,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12军司令官士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分别从北起龙华,西起垂阳、曲周,南起馆陶,东至运河,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对以武城县运河西为重点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当时,被围的有中共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冀南军区机关,军区文工团、行署财政干校和冀南军区7旅19、20和21团以及129师骑兵团、军区特务团、行署公安总局警卫营、冀南银行、干训队、教导队,中共武城县委、武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武城县大队及故城、枣强、垂阳等县抗日政府大部人员。
4月28日,敌人部署完毕,日军主力驻德州方面,准备“五一”动手。中央给冀南首脑机关发来急电,告知日军有扫荡行动。由于敌强我弱,只能突围,当时驻德州的冈村宁次听到武城密探回报,得知我首脑机关正在武北开会,便改变计划,提前两天行动。
4月29日凌晨,日伪军在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开始围攻。冀南军区司令部接到日伪军从大营出发的侦察报告,判断日伪军进攻的目标是冀南地区,但认为是一般扫荡,并不知是大合围,也弄不清敌军兵力部署,没有下达敌情通报和作战指示。此时,129师骑兵团发现敌情,团长曾玉良和政委况玉纯立即命令全团做好战斗准备。曾玉良带领1个连沿运河南下,况玉纯带4个连向军区机关靠拢。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范朝利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部队及被围的全体人员反攻突围。况玉纯带领骑兵团4个连向西南方冲过去,发现日伪军利用纵横交错的壕沟设置了三四道防线,突围不成。
转向北面,也不成。中午12点,日伪军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外围部队和日伪军展开激战。下午2点,合围圈缩小到以霍庄为中心的十几华里方圆内,日军的飞机也在头上盘旋,对被围人员进行扫射。
这时,突然刮起了大西北风,黄沙四起,天昏地暗,几米之内对面看不清人。况玉纯果断提出,趁大风之机向正南反击突围,刘志坚同意。况玉纯率骑兵团4个连立即奔向正南,冲到大邢庄,将阻截的日军1个小队全部歼灭。骑兵团冲出大邢庄,又击退伪军1个中队,打开三四华里长的大缺口。被合围部队及其他人员大部分随骑兵团从缺口冲出第一道合围圈。
第二道合围圈是日伪军的骑兵大队设置的。况玉纯指挥骑兵团4个连的战士,将马匹联在一起,又利用一条壕沟作掩护,12挺机枪向日伪军骑兵猛烈扫射,将冲在前面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大部分日伪军被打死、打伤,后边的敌人惊慌失措,调转马头四散退去,狼狈逃窜。这时,曾玉良带领骑兵团另一个连赶到。曾玉良、况玉纯率骑兵团带领大部被围部队和人员,又乘机从突破口一齐冲出日伪军的的第二层合围圈。但一部分非战斗部队及地方机关人员,因缺乏战斗经验,多次突围未成被敌人冲散。
下午五点,天气好转,敌人汇集到霍庄,丧心病狂地对没有突出重围的冀南军区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冀南行署财政干校的学生及后勤人员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杀害我干部、战士、群众510多人,造成“四.二九”霍庄惨案。 这就是日军在武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震撼华北的“4·29”惨案。
在枪林弹雨中,刘明辉(冀南军区锄奸保卫部部长)骑着一匹枣红马,和骑兵团奋力向西突围,穿过沙尘滚滚、枪炮震天、硝烟弥漫的平原,首先冲出了日军的二道重围后(骑兵团伤亡惨重),刘明辉在集结部队,收拢突围出来的同志们。
傍晚,刘明辉看到前面来了100余人的队伍,就策马迎了上去,见走在前面很年轻的同志,就问道“小同志,你们是那个部队的?”高天炎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上前一步“报告刘部长,我们是20团4连的。”“你们连长呢?”旁边一位战士说“他是我连高指导员”,高天炎答“我是高天炎,王连长(老红军)在后面负责断后。”“你们是怎么突出来的”“报告,我连先向东北从运河西岸地区突围后,转向西从鬼子和伪军的结合部突了出来,牺牲了16名同志,全连突出来109人,4挺机枪都带出来了,”刘明辉一看战士们扛的4挺机枪中还有1挺歪把子,“你连是我见到的突围出来第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好,大家都很勇敢,先休息一下。”刘明辉又叫通信员带过来50多名战士,对高天炎说:“他们是19团的,暂是由你指挥,等军区机关过来再一起行动。”刘明辉骑着枣红马又去接应其他同志。
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有的村庄距离敌人的炮楼、碉堡只有两三里路,敌人随时可组织袭击。战斗频繁激烈,又偏偏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入秋后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524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寇在鸡泽县境破坏了滏阳河堤放水淹地,造成水患。河水满溢,平地积水一尺多,受害地区到达30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有些地方尸横遍野,甚至成了无人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卓绝。
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损失惨重。当时宋任穷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了他的身体和安全,力劝他留在太行山。宋任穷说:“越是危险我越应该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和共产党还在,就有了主心骨。 ”经刘邓首长批准,宋任穷带领200多名干部学员返回冀南。
而日寇的“扫荡”更加频繁,一年大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达10多次。为了保护干部,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刘邓首长多次指示宋任穷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宋任穷和几位领导坚持不撤。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和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乡都认得他的马,说只要看见宋政委的马,我们就知道他还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冀南百姓亲切信赖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宋任穷有3个儿女饿死病亡。大儿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适荒1岁多时也饿死了,钟月林忍不住大哭一场,宋任穷说,今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适荒。最让宋任穷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却是血洒冀南大地的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战争与灾病中死去的无数百姓。
冀南党政机关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同人民群众一起忍饥挨饿,坚持领导、坚持斗争。枣南县县长王录饿得昏倒在地,县妇救会主任吴滔涛急忙到老乡家借来两个糠窝窝,就着水吃了以后才站起来。八路军的许多战士不顾行军打仗饥饿劳累,把身上米袋里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送给灾民,情愿自己挨饿。灾荒年间,部队吃饭也限量,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有时两个糠窝窝,管了不管饱,更谈不上好。有人这样说,真是很形象。面对百年不遇的灾荒,按照“咬紧牙关,积蓄力量,战胜灾荒,坚持对敌斗争”的方针,通过采取借粮、外地贩粮、武装运粮、降低征粮标准,开展社会互济以及生产自救等措施,和村民们一起熬过了难关。
抗击自然灾害的同时,还要开展敌伪斗争。当时敌伪很猖獗,为了转变他们的思想,上级领导采取攻心计:记“黑红点”活动。宣传人员在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作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花名册,谁干了坏事给画个黑点,干了好事画个红点。这个花名册就是你们的‘善恶录’、‘生死簿’,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即为伪军伪组织建立“生死薄”,干好事记红点,干坏事记黑点,对黑点多的,到时候就用喊话或写信的方式给予警告,作恶多端的被八路军除掉。“八路军真是怪,黑点红点记好坏,记红点没有事,记黑点要脑袋”即是当时冀南区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谣。有些大点儿的孩子看到伪军就念,“记黑点要脑袋”,然后就飞跑了。
冀南区党委于1942年10月初召开扩大会议,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分析了冀南斗争形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坚持斗争,坚持阵地,不管斗争环境多么艰苦、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与冀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根据会议精神,10月10日区党委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决议指出:冀南今冬明春的严重困难与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我们一切工作部署要从最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决议还对如何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和小块根据地以及敌伪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为渡过艰苦局面,在军事上、物资上的各项准备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
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冀南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到各地委、分区,传达部署。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到第一、第三军分区传达;王宏坤付司令员到第二、第四军分区传达;刘志坚主任到第五、第六军分区传达。
10月15日傍晚,由军区驻地出发到六军分区传达区党委《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和刘建章、张茂林等同志,由一个骑兵班护送出发,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六十里地,在第二天拂晓,到了第六分区机关的驻地枣强县恩察镇西面的李杨村。下午听分区领导同志汇报。(当时冀南军区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政委文建武、付司令员夏祖盛、参谋长王树棠、政治部主任董启强)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汇报说“前两天21团的部队在枣强县和卷子之间打了一个埋伏,消灭日本鬼子一个排,缴了一挺机枪,一门六O炮和若干枪支”。所以分区的领导判断,敌人很可能要进行报复,对六分区机关所在地进行“合击”、“扫荡”,故决定分区机关今天晚上要转移到枣强、大营之间的公路以东去。当晚,即向路东转移。当时,刘志坚的妻子刘莱瑛在分区驻地不远的大屯村刚刚生了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男孩,产后却得了产后热,高烧不退,刘志坚就顺便去看了看刘莱瑛和他的第一个儿子。陪伴照顾刘莱瑛的岳母抱起新生的婴儿,送到刘志坚手里说“看看,是个大胖小子。”孩子不哭也不闹非常乖,刘志坚深深地亲了亲孩子,旁边已一岁多的大女儿也闹着要爸爸抱,可时间紧迫,刘志坚只能怀着难舍的心情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他们。次日拂晓,刘志坚等领导同志都到了枣强大营公路以东的大师友村。进村后,刚把马背上的被褥拿下来铺到老乡的炕上,敌人就包围了大师友村,并很快冲进了村。顿时四面八方枪声大作。这是因为敌人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估计我们的部队会到这个村去。因此,预先调了大于我军几倍的兵力,设下合围圈。而我们却事先没有得到情报,钻进了敌人的合围圈。此时,部队毫无准备,刘志坚来不及集合部队,就命令警卫部队立即掩护干部向村外突围,刘志坚的警卫员带过他的枣红战马“火车头”。“火车头”是一匹正当壮年的战马,跑起来又快又稳,牠有个特点,行军时不管多长的队伍,牠一定要跑到前面领头,所以刘志坚给牠起了个名字叫“火车头”。“火车头”一听到枪响就兴奋异常,刘志坚跨上马后,牠一声长嘶就带头向村外冲去,因为骑在马上目标明显,敌人两挺重机枪就集中火力,猛烈的向人和马射击,人马同时中弹,“火车头”猛的尥蹶跌倒在地,被子弹打断了右大腿骨的刘志坚,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倒在一个道沟里,“火车头”挣扎着站起来,在道沟边徘徊,不停的冲倒在道沟里的刘志坚嘶叫着,刘志坚挣扎着靠在沟边上,艰难的朝爱马挥手示意牠离开,“火车头”嘶叫着一拐一拐的跑走了。刘志坚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已是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查看一下身上有无失密和能暴露身份的什么东西,结果从衬衣口袋里找出用复写纸写的布置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一份,立即把它撕得粉碎,并放在口中嚼烂。又找出随身带的刘莱瑛的一张照片和一块怀表,就用手在地上扒了个土坑,把这些东西都埋在里面,又用旧土掩盖好。一切安排好了,就等着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了。这时,突然看到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从道沟的西面跑来,高兴极了,觉得有救了,胡景云已跑了很长一段路,上气不接下气,口边都是白沫,他看到刘志坚主任的情况,也非常着急,刘志坚请他帮忙背到棉花地里藏起来,可他自己当时已经力不从心了,就说要到雅会村去找老百姓来,想办法把刘志坚抬出去。说完他就往道沟东跑去,结果跑出大约三五十步远,就被几个日本兵发现抓走了。又过了二三分钟,棉花棵子一阵乱响,两个伪军搜索到刘志坚负伤处,刘志坚马上拿起左轮手枪瞄准敌人扣了扳机,但连扣三下,结果都没打响,然后,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又扣了三下扳机,还是不响,刘志坚只好赶快将枪丢进棉花地里。枪为什么打不响呢?原因是前几天在雅会时,警卫员擦洗枪,弄丢了一个零件,怎么也找不到,把地下的土扫起来,用脸盆装上,用水洗泥,也没有找到。后来,因有敌情,部队要出发,只好走了。因为到处是敌人,枪当时也没有去试射,怕一打抢就会暴露部队的目标。这样枪当然打不响了。那两名伪军很快就跑到了刘志坚的面前,跑在前面的一个伪军一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刘志坚,大吃一惊,他原来是我军第20团团长徐绍恩的警卫员,他在一个多月以前回家探望,村里抽派伪军,伪村长就让他去,他没有办法就参加了伪军。他人虽参加了伪军,但心里仍然向着我们,同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一眼就认出是刘志坚主任,与同伴交头接耳小声说了几句,两人就同声对刘志坚说:“刘主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营救你。”这时,日本鬼子也赶到这里,3个日军押着二三个老百姓过来,把刘志坚从道沟里抬到棉花地里。日本鬼子开始凶狠狠地搜查刘志坚。刘志坚外边穿的棉袍,里头穿的军衣,脚上穿着干净的黑布棉鞋,腰上挎着小手枪,又是从马上打落下来的。敌人断定他是共军的“大官”,就叫军医给他的伤处上了药,缠上绷带,又小心地把他从道沟里抬上来,由日军看守。当伪军把刘志坚往道沟上抬的时候,那一个伪军灵机一动,趁空把刘志坚掉在地上的一只棉鞋拾起来,藏在怀里。刘志坚因腿部受重伤终因寡不抵众,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后,与艾大炎、胡景云一起被俘关进大营据点里。刘志坚被日军俘虏后,敌人突击审讯他。刘志坚随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并机智地对翻译说:“我说是连长,你们不会相信;说是营长,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实话说吧,我是个团长,还是副的。”日军对他的“直言不讳”大加赞赏,并决定于次日押送他到枣强县城移交给情报部门,听候进一步查证、审讯。
在对日军隐瞒刘志坚身份这件事上,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志坚是冀南地区我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广大群众有广泛的接触,很多群众都认识他,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夫人刘莱瑛就是枣强人。但是不论日军用什么手段,如何盘问,却没有一个人向日军汇报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伪军中,由于我党长期有效的宣传,政治攻势,伪军,特别是基层的伪军都认识到小日本靠不住了,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特别是我军开展“红黑点”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干好事划红点,胜利后宽大处理,干坏事画黑点,对黑点多的,武工队严厉镇压。这样伪军也靠近我们,他们不但没有暴露刘志坚的身份,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刘表示,不会坏良心,一定要设法救他。刘志坚在大营的情况,每天都由伪军告诉村里的地下党和关系户,再传到军区,敌人要在20日把刘志坚押到枣强的情报,就是由伪军中的内线传出来。
那个曾当过张团长警卫员的伪军,冒死从伪军跑出,把藏起来的刘志坚的那只黑棉鞋送到了八路军冀南军区六分区部队,交给了易品良司令员,易司令员拿到鞋后,马上带人赶到大屯村,刘莱瑛头上缠着毛巾,正靠在被褥上休息。易司令员拿出鞋小心的交给刘莱瑛,刘莱瑛接过鞋一看,看到鞋上溅的血迹,联想到拂晓南边传来的枪声,头脑嗡地一下,顿时一阵晕眩,感到天塌下一样,紧抱着那只鞋失声痛哭起来。这双棉鞋,是她亲自给刘志坚做的,刘志坚象宝贝一样穿在脚上,时刻也不离身,现在物在不见人,而且又血迹斑斑,看来刘志坚是凶多吉少了。易品良等马上安慰她,说刘主任只是负了伤,我们一定尽力抢救,同时立即飞马赶回分区,向军区报告。八路军的内线情报人员也将此信息传回。得知这一情报后,时任129师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制定出营救方案。将营救刘志坚的任务交给第六军分区易良品司令员。
就在这时,冀南军区主力第二十团奉令南下经过这里,其先头部队两个连(4连、6连)由楚大明副团长率领先期到达,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军区后方机关领取全团的棉衣。现在突然多了两个连的兵力,易良品真是大喜过望。他马上让他们暂缓领棉衣,先去执行抢救刘志坚的任务。
恰在这时,八路军冀南军区敌工部干事曹学华又得到可靠情报:次日敌人要将刘志坚押送到枣强去,而且押送的敌人并不多,日军30多人,伪军几十个。易良品闻讯兴奋地连声高叫:“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他果断放弃强攻计划,命令楚大明率领两个连,埋伏在大营、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准备打伏击。楚大明十分清楚,在冀南打伏击是相当困难的。第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没有地形地物可以利用;第二,敌人害怕青纱帐为八路军的活动提供方便,下令公路两边500米内不准种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战士的隐蔽就是个难题;第三,平原地带,敌军行动便利,如不能速战速决,很可能遭受敌人的围歼。但他也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敌人根本不会料到八路军会在这一地区打伏击,因此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10月20日晨,天还没亮,战士们在夜幕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伏阵地。那是一片红薯地,当时,当地的红薯大部分已经收获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地的红薯还没有挖,长长的红薯藤可以把战士们的身体遮掩起来,再加上一些伪装,即使在近距离搜索,也不易被发现,正好为八路军提供了藏身之地。行动前,楚大明作了如下分工:四连(高天炎是指导员)负责抢救;六连(苏玉清任付连长)向押运的日军展开攻击,切断日伪联系,掩护四连完成抢救任务。四连高天炎指导员和王连长商量后,令四班长纪志明率全班负责抢救刘志坚,因为纪志明(冀南军区的模范战士)见过刘志坚(受表彰时是刘志坚主任给他戴的大红花)。纪志明不但个子高,还是神枪手。
天渐渐亮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雾弥漫,数丈开外就人树莫辨了。已经进入中秋时节的华北平原昼夜温差很大,特别是黎明前,寒气袭人,战士们身上的衣服都被雾水打湿了,更增添了几分寒意。浓雾渐渐散去,已经潜伏了两个小时的战士们,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也没有一个人松动一下筋骨。
8时许,哨兵报告:“敌人来了。”楚大明抬头望去,只见从大营到枣强的公路上,来了一支日伪军伍大约100余人,前面是身穿黑色军服的伪军;有三挂马车,前二辆装的是所谓战利品,第三辆大车上躺着一个人;后面就是身穿黄色野战服、提着三八大盖枪、戴着钢盔的日本鬼子耀武扬威地走着。潜伏着的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等到走在最后的一个日本鬼子进入伏击圈时,突然从路边坡地蹿出的十多个挑柴农民,一下把柴捆插到路上,挡住了行进的大车,4、50个伪军一起拥了上去,大车两边空了出来,同时苏玉清付连长一声令下,六连的机枪首先开火,将猝不及防的日军压到公路边的沟里。接着,六连战士向日军展开攻击,用猛烈的火力把敌军压住,不让他们抬头。与此同时,四连的战士迅速向大车冲去。伪军们朝天开枪(这一幕是敌工部干事曹学华和内线伪军班长商量好的)。冀南的八路军同伪军定有秘密协定,只要伪军不协助日本人打仗,八路军就不打他们。
在六连火力的掩护下,纪志明率全班首先冲到后面一辆大车旁边,纪志明飞身上车,将身体护住躺在车厢里的刘主任,同时左右开枪,20响、40发子弹在数秒钟内从手枪里发射出来,射倒鬼子兵。几个战士将刘志坚抬下来,纪志明背起刘志坚就向指挥所跑。在大车一边楚大明、王连长接连捅死3个鬼子,在大车另一边高天炎和同志们撂倒了几个鬼子,将手榴弹和仅有的2颗手雷同时投向日本鬼子,鬼子被炸的死的死、伤的伤,完全被突袭打懵了,活的鬼子躲在沟里,光顾着保命,不敢露头。四连的战士们趁机跟在纪志明身后迅速撤离。楚大明见抢救任务圆满完成,也不恋战,命令六连也迅速撤退。不久,敌人援军赶到,八路军早已撤离了战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整个战斗八路军未伤亡一人。除救出刘志坚外,还毙伤日军二十余人。
刘志坚获救的消息,很快由军区报到一二九师师部,师部又立即报告中央。中央领导同志这才放下心来。事后,楚大明率领的参加营救行动的指战员受到通令嘉奖。
刘志坚被自己的部队抢回来后,因腿受重伤不能行走,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找到敌工部张茂林部长命令他安排好刘志坚主任治伤,韩荫亭就是军区敌工部所掌握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内线,军区安排他在永年县伪军警备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冀南军区敌工部干事曹学华带人将刘志坚主任送到县警备大队长韩荫亭家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为了保密,并没有把刘志坚的真实的姓名告诉韩荫亭,只说伤员叫王福贵,是团政治处主任,韩荫亭也就一直称刘志坚为“老王”。为了不暴露这些人的身份,医生和警卫员都穿伪军的衣服,戴伪军的符号。韩家对刘志坚的照料热情周到。1943年春天,陈再道要赴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党委书记宋任穷特别交待他到韩荫亭那里带上刘志坚,并安全护送到刘、邓首长那里。1943年5月,刘志坚伤已基本痊愈,要返回部队了。临走前,刘志坚拉着韩荫亭的手感激地说:
“荫亭,我要走了,我就是刘志坚。”
韩荫亭听到“我就是刘志坚”后,张开的嘴半天合不笼,他激动的叫着:“刘主任!”
其实韩荫亭的真实身份在冀南军区只有冀南军区锄奸保卫部部长刘明辉知道,刘明辉也是社会部在冀南军区的负责人。韩荫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省立十三中党支部委员,1931年6月任中共永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39年因伤脱离部队后在家乡组织地方武装,接受党的指示,打入敌营,坚持抗日斗争。一九四五年初率500多伪军起义,后任八路军平汉支队司令员,独立三团团长,率部歼灭日伪军,解放临洺关,解放永年城,配合主力解放邯郸。一九四七年南下作战,屡立战功。解放后,历任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等职,为华南做出了贡献。
一路上,陈再道与护送小分队抬着刘志坚遭遇了重重惊险。在日军所辖地盘,碉堡林立,铁路两侧全是敌人挖的封锁沟,既宽又深。虽然护送小分队队员身着伪军服装,但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怀疑。他们走了3天,打了好几次战斗,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刘、邓首长亲切地接见了陈再道,说他们很幸运,没出事,安全地把刘主任送来了。可是刘志坚的腿还是保不住了,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为“你是那个劫法场抢出来的刘跛子”。
粉碎4·29、6·11、9·12大“扫荡”后,斗争形势艰巨、尖锐、复杂,突显锄奸保卫部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锄奸保卫部刘明辉部长一再要求下,冀南军区宋任穷政委批准调高天炎到冀南军区锄奸保卫部任保卫干事(营级),并下了调令。之前20团不放高天炎走,并向军区政治部申报任命高天炎任20团2营教导员;第一军分区桂干生司令员要高天炎到分区司令部作战股工作。
1942年10月底高天炎到冀南军区锄奸保卫部工作,后来被锄奸保卫部刘明辉部长发展为秘密保卫工作者。高天炎奉命几次潜入敌占区衡水,机智勇敢,清除了叛徒、汉奸,出色完成任务,高天炎两次深入枣强县城,在闫统三的领导下,救出3名被俘的同志。1944年底刘明辉部长要调任四旅政委(旅长孔庆德),刘明辉部长向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申报、经批准,由高天炎接刘明辉任社会部在冀南军区的负责人,并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
照片上面字是高天炎亲笔所写: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冀南军区保卫部合影於威县。这张照片是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冀南军区机关干部合影,非常珍贵。
后排左1刘明辉(冀南军区锄奸保卫部部长),前排左1高天炎(18岁),
照片上还有:寇庆延、阎志敏、郝振武、卢季野、陈怡、赵明等老革命前辈。
抗战时冀南军区合影,非常珍贵。照片上有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钟汉华、孔庆德、桂干生等领导,还有钟月林、张双群等八路军女干部及子女(照片上有二人1960年前后考上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因个人隐私名字略)。
高天炎调离二十团后,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二十团对日寇英勇血战,团长徐绍恩同志和政委李汉英同志身先士卒、英勇作战,都战死在杀日本鬼子的战场。1943年根据八路军指挥部的命令,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二十团在楚大明团长的带领下1943年9月7日调入第129师386旅兼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为20团,楚大明后任10旅付旅长(周希汉旅长),牺牲在战场上。
楚大明同志混身上下伤疤达60多处,是一位20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悍将,骁勇善战的战将,是太岳军区的一员猛将,所以陈赓大将对他的评价是“太岳战将猛,首推楚大明。”楚大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虎胆血将。
20团在陈赓将军的指挥下挺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屡立战功,后来编入解放军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驻防在重庆。
1943年在冀南军区工作过的王近山、黎觉亭也到了太岳军区。
王近山和韩岫岩的红娘陈锡联(右)
1943年秋,由于蒋介石妄图袭击陕甘宁边区,10月,毛主席在延安电告刘伯承,选派一名得力干将赶赴延安组建新守备旅。刘伯承和徐向前不约而同点到129师386旅旅长王近山。出发前刘伯承电告:“近山:奉党中央命令,派你带386旅的16团,护送部分机关干部及中央的部分干部家属赶赴延安扩编新的保安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现在日寇正集中重兵在太岳地区扫荡,敌情相当复杂,形势异常紧张,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此次西行,你是独立应付各种局面,在敌众我寡,上级又无法及时指导和支援的情况下,你必须发挥机断行事、勇敢果断的传统,不许恋战,速抵延安……”家属团里还有王近山的夫人韩岫岩和女儿苏红。王近山深知任务重大,把目光投向地图。在太岳和延安之间,标绘着一道道日军封锁线。要想把干部队和家属安全护送到延安就很困难,一路上还不能与日军纠缠打仗,临出发前,陈赓特别要求王近山不许恋战。1943年秋,由于蒋介石妄图袭击陕甘宁边区,中央命令王近山带领386旅第16团迅速秘赴延安并扩编部队,保卫党中央;同时护送一批干部及家属转移到大后方。 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一方面上级要求尽快到达延安,路上尽量减少战斗,甚至不得战斗;另一方面沿途又因为日军即将进行扫荡,根据地外围布满了封锁线,不得不战斗;更重要的是16团还要拖家带口,保护大批非战斗人员,不能利索地投入战斗。 王近山却胸有成竹,所有人马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离开太行山,在日军眼皮底下迅速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封锁线。 10月下旬,部队到达山西洪洞县韩略村,王近山却不走了。韩略村地形险要,是天然的伏击战战场;而且根据情报,日军经常大摇大摆经过该村调动兵力。王近山决定准备在此狠狠教训教训日本人。
10月20日,王近山率部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穿过临屯公路朝延安方向悄悄进发。当时,华北冈村宁次调集万余日军对太岳区进行扫荡,威胁八路军总部。侦察到日军在沿线公路有军车经过,还有不少敌人,怎么顺利通过,王近山想了对策,突然侦察员报有日军追来。王近山快步回到了设在路边的前沿指挥所,他在向代团长表学凯、政委常祥考布置任务,气氛虽然紧张,但他个人的精神状态却特别振奋,王近山语气坚定地轻声说:“鬼子追上来了,我们的队伍应该停止西进,掉头向北。”
这时有人提醒他:“首长,你疯啦?敌人就是从北面来的,我们如果向北,那不正好跟鬼子撞上吗?”
王近山眯起了眼睛看了看那个干部:“没错,就是要迎着鬼子撞上去。不是跟它正面傻撞,是擦着鼻子滑过去!吃亏的买卖我王近山可不干,要敢于走一两招险棋,让小鬼子搞不明白我想干什么。向西,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敌人既然盯上我们了,就一定会在我们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这时,我们继续向西,就自己钻进敌人设的口袋。而向北,则出乎敌人的意料。”
16团按照王近山的部署迅速展开,几乎与日军擦肩而过,摆脱危险占领有利位置。忽然联络员跑来报告:“因为天黑雾浓,行军队形变化大,16团调整方向,甩了出来。可是,干部队却在调整动作中失去了联系。”
“找!多放出些人去找!”王近山的眼睛瞪了起来,从来不在战场上敞开的领口也大大地解了开来。可是没有想到,接连返回的侦察员都没有带来干部队的消息。
就在这时,通信科的陈科长已经是第三次向王近山报告,陈赓司令员催报当前所处位置,一再叮嘱抓紧赶路,不得恋战。
“行了!知道了!还嫌我这儿不够乱呀!你就不会电台关机检修下?”
他们都知道王近山的意图,关机是在找理由,是要打仗。
10月23日,2分区16团2000多人到达洪洞县韩略村附近,部队经过的路边有一块巨石,上面写着“韩略村”三个字。王近山指了一下巨石说:“韩—略—村。我在地图上已经注意到它了,这里地势奇特,是打鬼子伏击的好地方啊。”王近山得到情报,日军有车队要经过韩略村。他决定利用有利地形打个速战速决的伏击战。
恰在这时,发现有日军在公路上行驶调集,王近山看了看韩略村周围的有利地形,决定设伏打一仗,但遭到团干部的反对。王近山火了:“我王近山连干部队家属都保护不了,怎么有脸去延安保卫毛主席?就在这里打一仗,我们一旦打响,干部队和家属就一定会向我们靠拢,会合后立即撤离,急赴延安。”
团里的干部还是担心仗一打响,远离八路军总部成了孤军。这回王近山铁了心要打仗,他坚定地说:“日本鬼子的胸膛撞在枪口上,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中国人能不打?军人第一职责不能放弃歼敌的机会。我王近山把刺刀狠狠刺进日本鬼子的胸膛,战场一定是手快打手慢的,有准备打无准备的!另外,你们给我写好一份检讨,是三份,一份给刘司令员,一份给陈赓,一份交给毛主席。现在听我的,就在这里埋伏打一仗!”
天地之间肃静。一个连长悄悄来到王近山身边问道:“首长,都几个小时了,敌人还没来,部队有些着急了。”
王近山看了一眼那个连长:“这就沉不住气啦?部队着急?首先看你有没有着急?”说完,便又回头观察着整个伏击战场。就在此时起风了。而且,骤然间狂风大作,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大风把整个战场吹得风沙弥漫。王近山忽然站了起来,看着天空大笑,他对身边的人说:“好兆头,风随虎,雨随龙。天助我也!”身边的干部吃惊地仰头看着王近山。连长把望远镜交给王近山:“首长,来了!敌人出现了!这回,关老爷该睁眼了。”
王近山没有说话,举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一个前方观察哨的侦察员来报告:“鬼子的车队出来了,整整13辆汽车!还有3辆是小车!”
王近山问了声:“看清楚了?没有步兵?”王近山放下望远镜,想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困惑,他自言自语:“这出的是什么招?这架势,扫荡不派步兵,可也不像机械化作战呀?……”
他坚持着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坚定地命令:“随他们出什么招吧,老子见招拆招,总要收拾这帮狗娘养的。准备战斗!”
土坡下公路上,张扬地插着太阳旗的日军车队大摇大摆地开进王近山预设的伏击圈内。王近山用力一挥手,两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瞬间,机枪手榴弹如风暴一般砸向公路上的敌人。六连集中了近百枚手榴弹一古脑儿地投向了车队尾部,最后两辆汽车瞬间燃起了冲天大火动弹不得,并且完全堵住了后撤的道路。
行进在前面的汽车遇到攻击想掉头后撤,又受地形限制被卡住了。公路上,敌人车队乱作一团,十几辆汽车乱了方向,堵在公路上进退不得。车上的日本鬼子弃车跳出车外,但四面被围,跑不出去,成了瓮中之鳖。
黎觉亭(在16团协助参谋长工作)参加指挥战斗,并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黎觉亭手持三八大盖步枪,专打鬼子军官,一枪一个,发发命中鬼子军官,周围的战士忙着给黎觉亭递子弹,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180多个敌人,除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从缴获文件中得知,这是日军“战地观战团”,全部是中高级军官,还有日本天皇的侄儿,这场韩略伏击战,使日本朝野震惊,我抗日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王近山和他的部下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伏击的竟然是由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而他们创造了一个在中国抗战史上极为经典的战例。这一点,就连八路军总部都没有料到。冈村宁次万万没有想到由他亲自组织的此次观摩学习,竟然成为他手中这批陆军精英骨干的死亡葬礼。韩略村一战歼灭包括1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在内的120余名日军军官和60多名士兵。冈村宁次的这些宝贝疙瘩居然在1943年10月24日被搂草打兔子的“王疯子”作为热身的一份礼物献给党中央、毛主席了。
在冀南军区工作过的刘有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黎觉亭(25团参谋长),
南敬之(82团政治处主任),陈怡(军区保卫部付科长),高天炎(军区保卫部、机关党总支书记)等十年后又聚在陈赓大将麾下,参加建设军事工程学院的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努力奋斗。
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董启强后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付政委。
粉碎四人帮后,冀南军区机关的老战友相聚在北京
左1陈怡(冀南军区保卫科副科长)、左2苏玉清(冀南军区副营长)、左3曹学华(冀南军区敌工部干部)、左4阎志敏(冀南军区保卫科科长)、左5高天炎(冀南军区机关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