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隆重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我情不自禁想起我们敬爱的老局长（哈尔滨铁路局）、开国少将刘居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可歌可泣的往事，想象当年他告别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们，离开哈尔滨北京街与花园街交口处的家，离开可爱的祖国奔赴朝鲜前线的情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实行武装干涉。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并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击美国侵略者。自古“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党中央高度重视铁路运输，11月11日，东北铁路沈阳临时指挥所成立，下设调度、军运、机务、工务、电务和总务六个组，组织军事运输。中长铁路中方局长刘居英奉命赴沈阳就职。12月，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成立，33岁的刘居英出任司令员兼政委。

刘居英，1917年3月31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过 “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期间担任长春市市长、东满军区兵站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和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可谓一员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骁将。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前夕，朝鲜北部铁路经美军飞机狂轰滥炸，已陷入瘫痪状态，第一、二次战役期间，铁路运输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第三次战役中虽经抢修，铁路运输仍无法满足前线需要。1950年12月，彭德怀司令员致电东北局并报党中央，提出：“若无火车运输，汽车白天又不能行驶，要想支持数十万军队继续南进作战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实证实，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突破汉江后，因物资匮乏停止前进，展开守备汉江的第四次战役。

1951年1月下旬，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李富春主持，专门研究前线铁路运输问题，周恩来率军委各总部领导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影响战争进程的主要因素是运输供应问题。刘居英感到压力很大，有一肚子的苦衷，便说：“总理，我也讲5分钟。”得到总理同意后，刘居英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他说铁道兵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昼夜奋战，用鲜血和生命保障铁路运输畅通，伤亡之大让他难过得心里在滴血，要保障运输需要人，需要材料，更需要高射炮教训敌机！周恩来听完他的发言决定：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三个高射炮师，掩护铁道兵抢修铁路。会议提出要“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1951年5月，刘居英入朝参战。在中央军委任命电报中，刘居英身兼多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司令部里，志愿军方面有资历较深的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朝鲜人民军方面有金黄一中将。刘居英感到自己的资历较浅，给彭德怀司令员打电报提出任副职。彭德怀回复说：“军委已研究过，不再变了。”原来，破格任用他的意见是周恩来总理提议的。在研究司令员人选时，有人提出刘居英太年轻，怕他“顶不住”，可总理却说：“可以试试嘛，我相信刘居英同志一定能干好！”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下辖铁道军管总局、抢修指挥所、高射炮兵指挥所，全权指挥铁路运输、抢修、防空部队，指挥工作稍有闪失，直接影响朝鲜战场的战局。军令如山，刘居英立即奔赴朝鲜，担负起紧张而繁重的铁路军事运输重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路运输战线上的战斗异常惨烈，美军使用轰炸机群向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秃鲁江，以及鸭绿江、西大同江等铁路桥梁、车站大量投掷炸弹。铁路桥梁、车站是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每次轰炸过后一片狼藉。刘居英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铁路运输，由他组织、研究的“片面运输法”（即在一个通车夜、一个区段内，列车向一个方向前进）等运输方法，这些办法迅速扭转了铁路军事运输的被动局面。

司令部指挥所设在坑道里，刘居英运筹帷幄，日理万机，指挥部电话铃声昼夜响个不停。他办公桌上电话有三条专线通国内：一条直通周总理办公室，一条直通东北军区首长高岗办公室，另一条直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办公室，他每天通过电话向上级报告，请求指示，周总理几乎每天都询问前线运输情况。遇有敌机轰炸时山崩地裂，指挥所被震得地动山摇，刘居英通宵达旦指挥运输战斗。

1951年5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五战五捷，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7月10日，中朝方代表团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朝鲜开城展开停战谈判。13日，美国为争取谈判主动权，“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远东空军发动大规模“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计划用90天的时间摧毁朝鲜北方的铁路系统，企图以空中优势掐断中朝军队前线与后方的补给线。美军集中全部轰炸机，实施“绞杀战”，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昼夜狂轰滥炸，最多的时候每天出动220多架B—29轰炸机，每架携带15吨炸弹，雨点似地抛向铁路、公路，平均每2米就落下一颗炸弹。还使用了“蝴蝶弹"和定时炸弹。“蝴蝶弹” 就是子母弹，每枚母弹在空中会释放出数十乃至数百枚小炸弹,小炸弹在空中自动打开折叠的弹翼,因酷似蝴蝶翻飞故而得名,落地后只要有人员或车辆感应立即起爆；定时炸弹起爆时间20分钟、半小时或一小时不等，对于在轰炸后抢修造成极大威胁，造成很多抢修人员倒在血泊中。刘居英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乘吉普车沿线巡视线路、桥梁抢修情况，以便随时制定抢修计划，吉普车穿过经常被炸弹光顾，他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在“绞杀战”最惨烈的阶段，刘居英连续四个昼夜没合眼，血压降到70/30mmhg，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周恩来总理闻讯下令把他接回北京抢救。刘居英躺在北京饭店输液，依然昏迷不醒，大家都十分担心，抢救的医生检查后说：“让他睡吧，睡醒了就好了。”两天后刘居英醒来后，马上要求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在中南海西花厅，刘居英向周总理详细汇报了前线情况，几天后又返回了朝鲜前线。

在美军制造的“绞杀战”中，刘居英组织指挥抢修部队与美军斗智斗勇，依靠集体智慧创造出了水下桥、复式桥等各种抢修办法。如在深夜，利用敌机轰炸间隙，迅速修复，火车头推着车厢在桥头等着，刚修通，火车头将车厢推送上桥，加力推，车厢滑过江桥，那边的火车头接上，马上拉走。有时，五六列火车像赶羊似地一列跟着一列，冲过刚修复的路段。“顶牛过江”办法非常适应战时需要，经抢修后的桥梁，通常只能通过比较轻的车厢，将火车头改到列火的最后，这种方法可以减轻机车的负荷提高运输效率。最终，经中朝军队和铁道兵、铁路职工浴血奋战，美军的“绞杀战”以失败告终。

1952年4月彭德怀司令员回国治病，陈赓任代司令员，他上任后听取了刘居英粉碎“绞杀战”汇报。陈赓在日记中写到：“在严重的轰炸封锁下，我军仍保证了供给，这是奇迹。”1952年5月31日，“绞杀战”的发动者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阻断中国军队的供应，而他们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到1953年朝鲜停战前，我军储备的弹药和给养足够再打几个大的战役。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浴血奋战中，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组织抢修（含战后新建）桥梁2294座次，线路14691处次，车站3684处次，隧道122座次。铁路通车里程由志愿军入朝初期的107公里延长到1391公里。铁道战线参战人数15万余人，3231人光荣负伤，有1705人壮烈牺牲。刘居英军功卓著，金日成首相授予他一枚“一级国旗勋章”、 一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为表彰他在战胜“绞杀战”中的特殊贡献，又授予他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4年2月，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状，任命刘居英为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4月刘居英回国协助陈赓办校，后担院长职务。1955年刘居英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建国后曾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等职务，真可谓戎马一生。2015年12月6日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