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首次满功率运行实验成功50周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建院55周年。过两天恰逢彭士禄院士95岁华诞，下文是我网特别首发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直至退休一直在中国核动力院工作的锦城巴人撰写的纪念文章，以表示我们对彭士禄院士的敬仰之情和衷心祝福，祝彭总健康长寿！

    彭士禄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作为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和六机部主管核潜艇项目的副部长，既是组织领导者、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者，又是研究设计的直接参与者、带头人，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就被国内外一些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被列入世人瞩目的英国1987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录》。1982年12月，“美国核潜艇之父”乔治•里科弗退休海军上将访问中国，参观了中国原子能院、武汉造船厂、东海舰队的导弹驱逐舰和常规潜艇，与部分核科技人员进行了交流，他在回国登机前遗憾地说:“就像两颗慧星不相遇，你们的真神没有出来......”他说的“真神”就是指彭士禄。

    作为首任总设计师，被里科弗称为真神的彭士禄本可顺理成章地戴上“之父”这顶桂冠，他却坚决不同意“之父”的说法，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我不是什么‘之父’，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他为什么不要“之父”这顶可以名利双收的桂冠？傻吗？当然不是！那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建造核潜艇和核电站这两大工程中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今年已95岁高龄的彭士禄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请看下面的故事。

      一、临危受命、勇挑重担的“彭大胆”

    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东风，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召开中央专委会决定核潜艇工程（代号09工程）重新上马，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消息传来，搞核潜艇研制的科技人员欢欣鼓舞，万分激动。时任潜艇核动力研究所（715所）副总工程师（无总工程师）的彭士禄更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集中精力搞两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孟戈飞、赵仁恺、周永茂等老同志被调去支援原子弹工程后，自己临危受命，任核动力研究室（47-1室）主任，带领50多名科技人员卧薪尝胆，苦炼内功的情景一幕幕闪现眼前：

    研究室内除少数几个核专家外，其余都是非核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学的俄语。那时的生活也非常困难，经常吃不饱，靠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大家仍然起早贪黑学英语，甚至上厕所都在背单词。室里还开设了反应堆、热工、动力装置等五门课程，专家讲课与互教互学相结合，还到各大图书馆、中科院和高校查阅有关英文资料，边看边译，不仅过了英语阅读关，还摸清了国外核电站及其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每人每月只有8元钱的办公费，不能出远差，无钱做实验，又无核潜艇资料，就参考国外核电站搞理论研究、方案设计。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人们常常三班倒，夜以继日地用室里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算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身经百战而荣辱不惊的老帅们知道这种情况后，也深受感动。陈毅元帅说：“8元钱，太可怜了！经费不能压缩，人员应该补充，核潜艇要上去。”徐向前元帅说：“一定要保住这支可贵的科研队伍，一定要保住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否则，核潜艇上不去......”

    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支骨干队伍，1963年8月15日，中央专委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海军09研究室与二机部47-1研究室合并，组建为国防部七院潜艇核动力研究所（715所），编制200人左右，到1965年5月增加到500多人。隶属关系虽然在国防部、国防科委、二机部、六机部之间多次变更，处境尴尬，但搞潜艇核动力的任务始终未变，人们誓把核潜艇搞出来的信心和决心不但未变，而且更加坚定。经过三年多的勤学苦练，这支队伍已成为攻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突击队”、“尖刀连”，不少人成为各个专业的带头人、排头兵。

    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仿佛在彭士禄的耳边回响，他和战友们憋足了劲，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尽快建成陆上模式堆，尽快建成核潜艇。

    然而好事多磨，在审查设计方案时，有的专家和部门提出：核潜艇就是常规潜艇加核动力，可以把现有的自制仿苏潜艇一分为二，中间加上核反应堆就行了，这样既节省经费又缩短时间，可保证按期造出核潜艇，何必大动干戈，搞什么陆上模式堆和研制很多新设备。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讲的似乎也有道理，可惜把核潜艇想得太简单了，把核反应堆想得太简单了，如果这样就能造出核潜艇，不知有多少国家都早已造出核潜艇了。早在1961年初，海军政委苏振华就提出“以堆为纲，船、机、电、弹紧紧跟上”的方针，指出核动力反应堆是核潜艇的心脏，没有心脏，就没有核潜艇。当时我国只有几个小型实验反应堆，虽然都是“堆”，但与动力堆完全不同，特别是用在核潜艇上的核动力堆，较之陆上反应堆，它必须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冲击、耐摇摆、机动性和安全可靠性更高等特点，这是保证核潜艇是否安全的关键和压舱石。若反应堆稍微出点问题，就会酿成大事故，贻误战机，甚至艇毁人亡，引发灾难性悲剧。彭士禄和刚从大西北风尘仆仆归来的赵仁恺等人据理力争，讲完上述理由后，个子不高、满头黑发、穿着随便、性格倔强，略带广东口音的彭士禄又补充说：“我们从未造过动力堆，也没见过核潜艇，如果没有陆上模式堆做实验验证，糊里糊涂就装艇，十有八九会出大问题。”

    接着，他又进一歩指出：“陆上模式堆不是模拟机，而是按艇体舱段的实际大小，建造一个1：1全尺寸的反应堆，把正在研制和准备研制的最先进设备装在里面，进行核动力装置的各种性能试验，掌握运行特性，为建造核潜艇提供实际经验，这样既能保证一次性成功，又能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能培训负责运行和维修核潜艇的官兵。”

    两种观点争论非常激烈，一直反映到周总理和聂帅的案头，周总理和聂帅都认为，为了保证核潜艇建造一次成功，必须在陆上完成核动力装置研制，确保安全运行后才能安装上艇。聂帅还说：“总体也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既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原定核动力装置（主要由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二回路系统、核仪表和控制系统等部分构成）分别布置在堆舱、主机舱和辅机舱中。此时某单位提出了一个先进的“一体化”方案，钱三强副部长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彭士禄、赵仁恺等人认为：“一体化”方案虽然先进，有很多优点，缺点也很突出，维修非常困难，我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又没有建造潜艇核动力装置的任何经验，现在搞“一体化”布置方案很不现实，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激烈的争论，在钱三强等专家的支持下，二机部同意原定的核动力装置分散布置方案，正式上报六天后的1965年8月25日，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就批准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方案、地点和协作关系，决定在四川夹江建设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代号909）。

    彭士禄、赵仁恺两位核动力专家因核潜艇工程下马而分开，因重新上马再会合。两人年龄相近、目标一致；性格不同、配合默契。彭士禄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敢拍板；赵仁恺有勇有谋，稳扎稳打稳向前。都为我国的核潜艇和核电站建造做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909基地的两大功臣和无冕英雄。

    为了保证核潜艇如期建成，彭士禄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各项重大设备一次订货两套，但相隔数月交货。许多人为他担心，如果模式堆出现差错，第二套设备就会报废，将造成重大损失，风险太大了。彭总深信模式堆不会出现重大问题，他说：“经过模式堆的安装、调试和运行考验，第二套设备小修小改就可以装艇了，若等陆上模式堆试验完再订货，设备制造至少需要两三年，会浪费很多时间。”由于此大胆决策，在1970年8月30日陆上模式堆成功达到满功率仅4个月后，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就于12月26日在葫芦岛造船厂下水，充分证明了彭士禄的想法是正确的。

    二、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彭拍板”

    1965年9月，715所的一支先遣队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四川的青衣江畔，开始建设909基地（对外称“西南水电研究所”，归海军期间叫“成字137部队”）。不久后，彭士禄、赵仁恺、符德璠被任命为909基地副总工程师，彭为技术总负责人，行使总工程师职责（总工程师必须教授级，彭当时是副教授）。根据三线建设必须“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基地办公、实验、生活区（2号点）位于夹江、峨眉两县交界处的浅山区，与陆上模式堆工地（1号点）相距近20公里。模式堆厂址隐蔽在大山深处的两座小山之间的狭窄山沟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从厂址前经过，90度急拐弯后蜿蜒奔向山外的青衣江。建成后，如果不走到跟前，人们无论从地面或天上都看不见厂房的身影；如果不经过河上的两座小桥，休想走进厂房的大门。这里真是上天赐予的一块风水宝地！但是，这里没有公路，远离铁路，也不通电话，联系极不方便。先遣队员们住老乡家、喝稻田水，物资奇缺，潮湿多雨，老鼠毒蛇蚊虫肆虐，木棍、手电、雨靴是创业者们必备的三件“武器”。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开山放炮修公路，三通一平建厂房，翻山越岭架高压线，因陋就简盖干打垒......正干得热火朝天时，“文革”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北京所部和夹江基地均受到猛烈冲击，形成对立的两大派，周圣洋所长、苏萍政委等领导干部和核动力专家被批斗、打倒或靠边站，科技人员成了“臭老九”，还到处抓现行反革命，搞得人人自危，心有余悸，各项工作举歩维艰。为陆上模式堆研制设备的24个省市自治区的1200多个研究所和制造厂，几乎都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协调09工程的系统面临瘫痪威胁，彭士禄心急如焚，将情况反映到中央专委09办公室。

    1967年8月30日，正生病住院，且受到所谓“二月逆流”冲击的聂荣臻元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巨大压力，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09工程建设的《特别公函》:“09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特别公函》迅速传达到有关单位后，对立的两派都争着为建造核潜艇做贡献，生产秩序开始恢复。但是，陆上模式堆工程进展仍然非常缓慢。1968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要求成都军区派一名师级干部和一个工兵营进驻909基地，加强基地领导和模式堆建设，这就是著名的“7.18批示”。基地形势迅速扭转，建设速度快马加鞭。不久后，八千军民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909基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陆上模式堆大会战。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彭士禄，每天都要遇到很多问题，无论争论多激烈，风险有多大，他都敢于拍板。他常对同事们说：“错了我负责，砍头砍我的，要坐牢，我去。对了，功劳和成绩是大家的。”凡是有七分把握，他就当场拍板；当场不能拍板的，回去后立即研究，很快拍板，决不拖拖拉拉。他大胆拍板的故事不胜枚举，因此，在“彭大胆”之外，又有了个尽人皆知的雅号——“彭拍板”！

    1969年10月，陆上模式堆进入紧张的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各种设备数万台套，因此，是各个系统各种设备集中暴露问题的时期。如第一次试装核燃料元件时，有极少数元件不能插入吊篮的栅格孔内，有人提出退货，有人扬言要抓破坏分子，议论纷纷，气氛非常紧张。彭士禄说：“燃料元件和吊篮是不同厂家生产的，现在又是文革时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有点误差难免，不要乱扣帽子，退货已来不及，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立即组织12人的抢修队，用“研磨棒”磨去栅格孔内的超差部分，12人轮番上阵，很多人手上打满血泡，经过15个日夜奋战，使全部燃料组件顺利地插入栅格孔内，达到了设计要求。

    反应堆及一、二回路热试车时，蒸汽发生器的蒸气侧有个“安全阀”漏气，怎么调试都解决不了漏气问题，彭士禄当场拍板把这个“安全阀”割掉，漏气问题立即解决。因为设计时已确保最高温度时蒸汽也不会超过设计压力，此安全阀实属多余，故可去掉。

    反应堆控制棒系统原先安装有9个自动停堆信号装置，在提升功率试验中，常发出错误的停堆信号引起误停堆。彭总说：“过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断然拍板去掉几个信号装置，很快就解决了误停堆问题。

    主泵是核动力装置一回路系统的关键设备，必须耐高温高压且完全密封，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虽然早就开始研制，但一直没有成功。彭士禄找来水泵课题组的何雅音、白程翔等人，让他们根据自己偶然看到的一张外国主泵照片画出草图，写上技术要求和说明，然后组织他们与沈阳水泵厂、哈尔滨电机厂联合设计、攻关，终于研制出一台高性能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样机。但因当时的浇铸和焊接技术不够高，密封泵的外壳有瑕疵，军代表不让出厂。生产厂也是两种意见，谁也不敢拍板。此时已经是1969年夏天，再造一个时间不允许。彭士禄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沈阳，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做了认真细致的检查，让工厂对外壳进行了补焊和重新打磨，检查后认为可以出厂。由于责任太大，厂方和军代表仍不敢签字，彭士禄说：“我先签，出了问题我负责。”不仅救活了这台联合攻关研制出来的全密封主泵样机，保证了模式堆按期安装，还使后来生产的主泵达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世界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泵，后来被推广到民品中，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上面几个小故事可见，彭士禄之所以敢于拍板，是出于他对事业的忠诚和陆上模式堆的紧迫性，出于他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科学分析技术问题的能力，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找到问题的关键并予以解决。

    陆上模式堆建造期间，正值文革高潮，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核潜艇研制又是国家最高机密，稍出问题，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轻则游街批斗，重则关进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909有数十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或5.16分子，还有人“畏罪自杀”身亡。因此，人们说话、办事都处处小心。为什么彭士禄不怕风险，敢于担当，大胆拍板呢？人们说因为他的父亲彭湃烈士是被毛主席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英雄，他是响当当的烈士子女、红二代，所以胆子大，敢拍板，其实人们哪里知道彭士禄此时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痛苦。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妻子马淑英泪流满面地交给他一封家信，看完信后，他才得知“造反派”将他96岁高龄的老祖母，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被毛主席称为“革命母亲”的周凤污蔑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并被关进海丰县监狱，宣布他的父亲彭湃和母亲蔡素屏是“大叛徒”，他的亲弟弟，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的彭洪被迫害致死，还把曾与他一起参加东江抗日纵队的堂弟彭科砍头示众，将头颅割下来挂在海丰县城楼门上达三天之久......

    周总理得知此消息后，亲自下令“把彭湃同志的母亲接到广州保护起来”，否则，也会被活活斗死。文革中，彭家共有7人惨遭迫害，其中6人致死。亲人被游街批斗、被砍头示众的惨景使他浑身颤抖，手中的书信像铅块一样沉重地掉落在地上，站在旁边的七院院长于笑虹弯腰把信检起来，本想安慰几句，自己却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彭士禄强忍悲痛和眼中的泪水，把家信折好后放进口袋里，对于笑虹说：

    “老于，不要告诉任何人，现在正是建造模式堆的关键时期，绝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工程进展。”

    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悲痛和屈辱没有压垮彭士禄，他感谢敬爱的周总理，坚信党和人民终有一天会为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们平反；他深知肩上的重任，必须像父亲一样坚强，排除一切干扰，尽快建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第二天，他和平时一样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审查图纸，布置工作。

    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他亲自到汕头市和海丰县深入调查文革中发生的反彭湃事件并将调查情况上报中央，1979年1月，在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宣布：“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县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其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同志，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须严惩制造这起反彭湃事件的罪魁祸首。正式宣布为彭湃等人和被牵连的3000多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革结束后不久，彭士禄得知昆明鱼雷研究所经过长期攻关，研制出一种新型号鱼雷，但迟迟不能通过验收，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后，立即到昆明鱼雷研究所等单位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了陈志钧、刘群采用小子样可靠性研究成果报告，结合实际情况，当场果断拍板这批鱼雷可以出厂。这几家从内地搬迁至祖国西南边陲的单位很快恢复生机，走上正轨，为我国09-1型核潜艇——反潜鱼雷核潜艇和建设强大的海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彭士禄敢于拍板，并非“盲动主义”，也不是心血来潮，除了运用“七分把握拍板法”外，他手里还有三张牌：

    第一张、数据牌。对核潜艇、核电站的每个系统、每个部件都了如指掌，重要数据都亲自计算一遍，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张、简单牌。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团队牌。依靠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计算尺，经过计算，只要有七分把握就拍板，余下三分风险通过实践来解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认知科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和中心，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并用“满意性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和根本准则。彭士禄的“七分拍板法”与西蒙的“满意性准则”决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拍板”者“决策”也！西蒙因创立“满意性准则”决策理论而获得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彭士禄的“七分把握拍板法”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更不可能获得什么奖，但贯穿于建造核潜艇和核电站的全过程，因此取得了成功。他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三、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核专家

    周恩来总理和钱学森同志都曾经说过：核潜艇是比两弹更复杂的系统工程。的确，美、苏、英、法都是先有导弹、原子弹、氢弹之后才造出核潜艇。主要原因之一是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反应堆很难研制出来。例如印度，曾于1971、1977和1980年三次启动潜艇核动力堆研制，三次均无功而止。1988年，以训练名义租用苏联核潜艇，租用期间进行了多次“检修”，仍然无法突破核反应堆技术而暂停核潜艇研制。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地下核爆炸，再次将核潜艇研制提上日程，又租用了两艘俄罗斯核潜艇，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据说俄高价卖了些图纸给印度），才终于造出了潜艇用核反应堆和核潜艇，前后总共花了100多亿美元。2009年7月核潜艇下水，但事故不断，直到2015年才正式服役。从1988年算起，到核潜艇下水，用了21年时间，到正式服役，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用了27年时间。由此可见研制核潜艇之难。

    我国从1958年9月启动核潜艇研制开始算起，到1971年12月核潜艇下水，只用了13年时间。从1965年重新上马算起，只用了6年多时间，到1974年8月正式服役，只用了9年时间，是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发扬“自强自立、创新协同、求真务实、拼搏奉献”的09精神，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的奇迹！

    我国之所以能较快攻克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反应堆这一难关并继而建成核潜艇，除上述原因外，作为陆上模式堆总工程师、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功不可没，他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前面两章已经讲了不少故事，这里不妨再举几个事例。

    在彭士禄的主持下，1963年重新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方案研究，1965年下半年进入初步设计阶段，为了满足核潜艇的总体性能要求和保证设计质量、进度，彭士禄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静态和动态主参数计算方法，为主参数选定、主设备选型、各系统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他还将算出的100多个数据分解到各专业，形成各自的设计参数，然后反馈回来给予最后确定。如反应堆工作压力，以前参照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的报导资料定为200个大气压，彭士禄经过计算，又画了很多曲线进行比较，论证了合理的压力范围，断然指出这个数据是错误的。有些人好心地提醒他：列宁号早已建成且航海破冰数年，它的数据怎么会错？很可能是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时教你的老师们设计的，他们都是核动力方面的权威。彭士禄说：“我非常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我尊重老师，但更尊重科学和真理。如果老师错了，把他的错误改正，这才是对老师的最大尊重，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后来列宁号破冰船也发表声明，说某某杂志上刊登的这个数据是错误的。著名核动力专家周永茂院士2017年10月说：“如果采用200个大气压，我估计陆上模式堆现在也搞不出来。”

    在核动力装置中，反应堆是最关键的设备，而反应堆最核心的部件是核燃料组件及其控制棒的组合形式，在各种方案的比较中，彭士禄构思的方案被选中。这一方案既能将数以千计的细小核燃料棒巧妙地组合成若干组燃料组件，又能保证控制棒及可燃毒物棒的灵活布置，且制造及装配比较简单。这一关键技术的解决，极大的加快了模式堆的设计和建造进度。

    1970年7月15、1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陆上模式堆专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等20多位负责人和11名核专家，认真听取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制专项工作报告，由彭士禄、昝云龙（时任模式堆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主讲，会议批准了7月18日开始提升功率试验的计划。周总理再三嘱咐“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会议结束后，周总理亲自指派专机送参与启堆指导的11名专家、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等领导和彭士禄一行立即返回909基地，为提升功率试验做最后的检查和准备工作。

    7月18日18时，模式堆开始升温升压，彭士禄虽然胸有成竹，心情仍然很紧张，他和在场的领导、指导专家都睁大眼睛盯着主控室那一排排闪着蓝光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的仪表指针，值班操纵员全神贯注地巡视和记录着仪表上的各种数据。

    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周总理也在密切关注着试验的情况，一连10多个小时，隔段时间就打电话给国防科委询问试验情况，并及时指示：“不要急，要仔细做好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要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

    试验期间，彭士禄和赵仁恺、符德璠三位总师吃住在现场，多日不回家。他们把被子搬进厂房，24小时连轴转，困了就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一会儿，以便随时发现、分析试验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当场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功率试验按计划、分9个阶梯稳步提升，万无一失地进行。

    7月26日6时，反应堆功率达到9.6%，两台汽轮发电机组向电网供电，在我国首次实现了核能发电。8月30日18时30分左右，负责热工计算的黄士鉴等人反复计算了三遍，确认反应堆功率已达到100%，彭士禄立即用专线电话告诉周恩来总理。值长耿其瑞大声宣布：“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100%满功率运行！”主控室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央军委、国防科委、海军、二机部、六机部等领导机关发来贺电，专家、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举杯庆贺！庆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胜利建成！

    陆上模式堆及其基地的建成，其作用非常明显，大大超出预期。

    第一、建成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等十几个重要实验室和一个计算机室，通过实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分散添加了一些可燃毒物棒，对许多设计数据作了验证和修改。

    第二、通过对核动力装置的安装、调试和运行，考验了设备、摸清了反应堆的“脾气”，解决了全系统某些“跑、冒、滴、漏”的密封问题，简化了一些不必要的系统和阀门，提高了核动力装置的可靠性，为核潜艇建造一次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陆上模式堆进行了全寿期运行试验，完成了500多个试验项目，模拟出第一代核潜艇在各种工况下的运行性能、提供了潜艇核反应堆的运行寿期等重要参数，为制定核潜艇操作规程、换料和退役工作提供了试验依据，为我国的核电站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第三、培养了首批核潜艇操作维修官兵，他们上艇后就能独立驾驶核潜艇，不少人成为核潜艇部队的骨干，如首任艇长杨玺，后来成为核潜艇基地司令、少将。

    第四、909基地是中国核动力工程的摇篮，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为我国唯一集核反应堆研究、设计、试验、运行和小批量生产为一体、军民结合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基地，不仅在保证军用核动力研制方面完成了国家使命，而且为我国核电的自主创新和民用核技术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站“华龙一号”的源头；培养出一支技术过硬、能力超强的核动力队伍，50年来先后为秦山、大亚湾等核电站，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核动力运行研究所等单位输送了近千名核动力专业人才，他们中有的成为部长、院士、将军、局长、院长、核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和著名专家教授。

    在此还想顺便提及当年发生的一场意想不到的变故：即陆上模式堆建成后，1971年2月，海军突然把909基地的行政管理权限交还给二机部，根据二机部和七院的《联合通知》，1971年6月彭总率领部分科技人员离开909基地到七院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719所）武汉分部，参加后续艇的安装、调试、试验等工作，其余大部分人员留在909基地继续从事陆上模式堆的运行试验和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发等工作。当时聂帅和苏振华政委都被“靠边站”，“交还”是谁的决定和高层背景无从知晓，关于《联合通知》的由来，此次变故对核潜艇工程，特别是对909基地的影响至今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对这场变故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是非利弊，不可妄加评论。但从秦山核电二期1987年招投标一事中可以看出，彭总是秉公办事的。当时，有关领导部门只让核一院（909基地此时已更名为核工业部第一研究设计院）搞军，不让参加投标，此时己任秦山二期核电董事长的彭士禄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主持公道：一院有实际工作经验，应该参加投标。于是，一院才获得了一次展示实力的机会，在董事会主持的招评标会上，经过专家评委仔细研究讨论，无记名投票，一院一举获得了“反应堆及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标段，成为一院走向军民结合的里程碑。但后来有人代表机关出面干预，要求一院退出中标。彭总不计个人得失，不怕得罪某些领导和部门，坚持原则，支持一院不退标的意见。

    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试验成功后，彭士禄立即率数十名科技人员和工人奔赴核潜艇造船厂，参加首艇核动力装置的安装、调试。1970年12月26日，核潜艇下水，1971年8月15日开始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他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对妻子说：“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妻子马淑英深知，核动力事业是丈夫的第一生命、“第一夫人”，他将全部心血和赤诚都献给了心爱的核动力事业。因此，她没有任何怨言，甘当“第二夫人”，默默无闻地做好本职工作和后勤保障。

    1974年8月1日，“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后，彭士禄就扎根在葫芦岛核潜艇制造厂进行后续艇的安装调试工作。有一天胃疼剧烈，满身大汗，湿透衣衫，工地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有生命危险。海军首长立即派专机将海军医院的外科骆主任等医生送到工地来做手术，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还发现他的胃有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骆主任说：“他的忍耐力太强了！”手术后第三天，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同志们用担架把他送上飞机回到北京，在海军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出院，又开始超负荷工作起来。人们劝他好好休养，等身体完全恢复再工作，他却说：“不怕死就死不了，核潜艇可一天也不能耽误。”那年，他才49岁。其实，他的胃病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只要工作起来就忘了疼痛，连胃穿孔都不知道。由于胃大部切除，没有完全恢复就投入紧张工作，至使前几年已失去胃功能，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只能插一根鼻饲管给身体提供营养。面对此情此景，有个记者问他：“值得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值得！为了核潜艇，付出一切都值得，就是死了也值得！”

    1971年6月，彭士禄任六机部七院核潜艇总体研究所（719所）武汉分部所长，1973年3月，被任命为舰船研究院（七院）副院长，后又被任命为六机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为了加强核潜艇工程的技术抓总和协调，1979年9月，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决定建立核潜艇总设计师制，任命彭士禄为总设计师，黄纬禄、赵仁恺、黄旭华为副总设计师。

    作为总设计师、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在各艘核潜艇的试航过程中，他又解决了两个关键技术问题：核动力装置在海上没有外电源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冷起动；当主蒸汽系统的调压阀失灵时，经过迅速改变控制方式，使反应堆能提供合理的蒸汽参数，保证核动力安全稳定地运行。他还在核潜艇建造过程中，及时协调解决了许多跨部门的设备制造厂出现的大量技术问题，如高压容器设备、星光导航仪、惯性导航仪、鱼雷设备等，使各类设备按时出厂，保证各条艇按时交付海军，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9年1月24日，海军第一届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成立，彭士禄任委员会主任，连任10年，为海军核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研制建造核潜艇的同时，彭士禄还在我国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做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件开拓性工作：

    一、为了解决华东地区的能源短缺问题，1970年2月8日，周总理批准了在华东地区建造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厂的报告，即人们俗称的“728工程”。原先准备采用12.5万千瓦的熔盐堆方案，彭士禄通过科学论证和调研，认为这种堆型难于操作，更无法维修，技术上不可行，在方案审查时，他力排众议，提出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09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而不应采用技术不可行的熔盐堆。他在搞核潜艇的同时，挤出时间亲自计算了主参数，并率领几十名科技人员对全国各地的设备制造能力进行调研，提出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他的意见得到上海728院总工程师欧阳予的支持，1974年3月31日，病重中的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批准了30万千瓦方案，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采用熔盐堆方案，不是半途下马，改用压水堆方案，就是至今也建不成。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没有建成熔盐堆核电站。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迅猛发展的广东省遇到了电力紧缺这一难以克服的瓶颈，每周只能停三开四，至使港澳台和国外投资者望而却歩。受交通运输和石油进口等因素的制约，要建200万千瓦级的燃煤或燃油发电厂几乎不可能。为了解决广东地区的能源短缺问题，国务院决定在广东充分利用外资并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国内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1983年2月国务院特地任命彭士禄为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广东核电建设总指挥并兼任广东省委常委，不再担任六机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和核潜艇总设计师，但兼任技术顾问，其总设计师职务由六机部719所所长黄旭华接任。3月22日，彭士禄带领参加过核潜艇工程或核电站建设的昝云龙、张金麟（后来被调回搞09工程，是核潜艇第三任总设计师、工程院院士）、沈俊雄、郭天觉等10人组成的专家组奔赴广州。他们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在广东省委和省电力局的大力支持下，以惊人的效率和毅力夜以继日地开展筹建工作，双眼因天天熬夜而布满血丝。除了要接待国际上那些闻风而至的供货商、工程公司外，还要为核电站选址和扩大筹备办队伍而操心；还主持了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合资经营谈判和与法、英、德等外商的经济技术谈判事宜；将广东核电办迁至深圳，使之享受特区优惠政策；引进国外管理体制；通过对48个候选厂址的综合比较，选定大亚湾厂址供中央最后拍板，因而才有了今日的大亚湾核电站；将法国最新一代M310型压水堆百万千瓦级机组作为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选型；对大亚湾核电站进行了经济计算，分析了经济效益，从管理学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进度、投资、质量”三大控制要素的重要性和管理措施，于1984年向中央有关部门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指出工程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工程推迟一年投资将增加3.5亿美元，提出了核电站时间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促进了大亚湾核电站早日建成投产。

    在核电站建设过程中，有些拍板和做法人们不理解，甚至认为是错的而加以反对，说他好大的胆子，不请示就自行拍板，责问他：“是谁给你的权利？”他对这些指责从不放在心上，他说：“不是我大胆，那是我的责任，如果有100个问题，我必须解决99个，只能剩下1个必须要上面解决的问题，我才能请示报告。否则，要我这个全权负责的总指挥干什么？”他是按照市场的思维办事，因此没有事事向领导汇报。现在回头看，彭士禄院士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基本重大决策是正确和影响深远的，如果当时不这样做的话，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可能要延误五、六年时间，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啊！

    第三、核电统一归口核工业部管理后，1986年4月，彭士禄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不久后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在此期间，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坚持设计自主化、设备自主化、建造自主化、运营自主化和三制（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亲自进行了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主要参数计算和投资估算，对投资、上网电价、回报率、还贷期限、净利润收入等均给出了定量数据，提出了同等因子与汇率风险的关系，为秦山二期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开拓进取，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在当时遇到极大阻力，实践证明，这一做法非常正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实力过硬的中国核动力院从单一为军服务进入民用核电厂的设计、研发行列，走出了长期任务不足、难以发挥作用的困境，为我国大型军用科研院所走向军民结合的康庄大道提供了范例。

    四、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的“红二代”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于海丰县，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上世纪20年代，出身工商大地主家庭的彭湃，烧掉家中的地契，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在海陆丰掀起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怒海狂潮，建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1928年9月，彭士禄的母亲，担任海陆丰苏维埃妇女主任的蔡素屏壮烈牺牲。1929年8月，他的父亲彭湃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英勇就义，此时彭士禄年仅4岁。在此前后，还有彭湃的第二夫人许玉庆、三哥彭汉垣、七弟彭述、侄儿彭陆等相继牺牲，短短两三年内，彭家有六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4岁的彭士禄也成为全国悬赏搜捕的“通辑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地下党把他转移到潮州一带老百姓家里寄养，辗转一家又一家，每到一家就改姓换名，认父母认兄弟姐妹，前后不知换了多少家，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学会了打柴、放鹅、绣花等。后来被送到地下交通员陈永俊家，叫陈的母亲为“姑妈”，1933年夏天，由于叛徒出卖，8岁的彭士禄和“姑妈”潘舜贞一起被捕入狱。在潮安县监狱的女牢房里，还见到了“山顶阿妈”，两位妈妈忍受着酷刑审讯，宁肯坐穿牢底也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几个月后，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为了邀功请赏，特意让彭士禄站在监狱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民国日报》等各大报刊上，并用醒目标题“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以扩大影响，让小小的彭士禄成为有名的“政治犯”，后来又被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在这些监狱里，盖破麻袋，吃掺满砂子的霉米饭，浑身是虱子，疥疮，差点病死在狱中。1935年获释后，“姑妈”还在坐牢，无家可归，只好跟着“婶娘”乞讨度日，成为小乞丐。

    1936年再次被捕入狱，祖母周凤打听到他的消息后，费尽周折才将他营救出狱。并送至澳门、香港，在那里读了两年小学。由于受到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的影响，14岁的彭士禄和堂弟彭科一起奔赴惠阳，参加东江纵队，成为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

    1940年夏天，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把彭士禄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面时，周抚摸着他的头，激动地说：“孩子，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父亲是了不起的革命家，是我的好朋友，1924年我从法国留学回到到广州，就是他来码头接的......”还多次语重心长地对彭士禄说：“干革命，光有热情不行，特别是以后建设新中国，必须有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在重庆办事处生活期间，彭士禄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自己“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无比疼爱和亲切关怀。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0年底，彭士禄到达延安。15岁的他先后进入延安中学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由于只上过两年小学，基础很差，但他特别用功，牢记恩来叔叔的嘱咐，刻苦学习，成为模范学生。1942年，还到中央医院当护士，每天给伤病员洗衣喂饭，不怕脏和累，被评为模范护士。在延安的日子非常艰苦，一切都得自力更生，开荒、种地、纺线、做鞋袜、缝衣服......由于表现特别突出，他的事迹上了《延安日报》。作为化工技术员，他先后在宣化、阜平和石家庄的焦化厂、炸药厂工作，后来又到哈工大、大连化工学院学习。1951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赴苏联留学，先后在喀山化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彭士禄拼命苦读，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门门功课都是5分，以全优成绩毕业并荣获“优秀化工机械师”称号。

    1956年，陈赓大将访苏，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见了正准备启程回国的彭士禄，对他说：“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学原子能专业，你愿意吗?”彭士禄不加思索，即刻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于是，彭士禄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学成回国，先后任中科院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国防科委七院715所副总工程师......

    彭士禄在《自述》中说：“坎坷经历，磨炼了我不怕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养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他还说：“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觉到永远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养育之恩。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这是彭士禄对自己成长经历的总结和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充分表达了他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一切的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爱国爱家、关心群众的家国情怀。

    彭士禄从未忘记过老祖母和几十位“母亲”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千方百计掩护他的救命之恩和育孤之情。解放后，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海陆丰，特地到潮安寻找“姑妈”和掩护过他的恩人们，把仍健在的“姑妈”潘舜贞接到海丰县祖母家热情侍奉，一直供养到“姑妈”去世。1964年初，他再次回到家乡，看望老祖母和乡亲们。他像儿时一样跪在祖母面前，望着祖母饱经风霜的满脸皱纹和满头银发，感恩不尽，却不知说什么好。老祖母周风虽已93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捧着彭士禄的双颊说：“长得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看到你，就像看到我的泉儿”（彭湃乳名“天泉”）。与彭士禄一起回海丰探亲的还有715所的同事、老乡、好友柯小宁。

    1985年，彭士禄再次回故乡探亲访友，特地到潮安和汕头石炮台监狱旧地“重游”，回忆当年和“姑妈”、“山顶阿妈”一起坐牢的情景，难友们被毒打的惨叫声仿佛还在空中回荡......他特意在石炮台监狱门前摄影留念。下定决心，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不为名，不为利，为祖国的核动力事业无私奉献，奋斗终身。

    彭士禄虽然官至副部长、部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十二届中央后补委员，仍始终保持着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热爱老百性的本能。在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时期，广州、深圳的房价、物价已非常高，而来自内地的筹建人员工资都较低，出差补助费很少，住不起宾馆，也不能带家属，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彭士禄就将广东省委办公厅分配给他住的一栋二层小楼（因为他兼任省委常委）做临时“招待所”，请一名当地职工的待业家属做饭，身为副部长的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一起吃方便面。有时，人们会发些牢骚，他从不教训大家，总是说：“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呀！咬紧牙关，困难就会过去，面包会有的！前途是光明的！哈哈哈！”爽朗的笑声把人们的牢骚一扫而光，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他还恢谐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准备做三年和尚，要好自为之，不要犯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生活错误。”筹建办迁至深圳后，为了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蛇口区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彭士禄。彭为了节省资金，将这间办公室兼作卧室。在这间屋子里，他经常早晨吃方便面，中午吃秘书买来的快餐盒饭，晚上常和大家一起聊天，讨论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都在笑声中结束。在这间屋子里，他埋头计算了大亚湾核电站的100多个主参数，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许多拍板和重大决策也是在这间办公室兼卧室作出的。

    彭士禄的女儿彭洁说：“我爸的眼睛是斜下视，从来不往上看。”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都特别关心普通老百姓的工作、生活问题。任秦山核电二期董事长期间，了解到施工队伍长期存在的特殊困难后，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并由秦山二期出资，将核工业二十二建筑公司、二十三安装公司挂在嘉兴市的5000个临时户口全部落户到海盐，解决了这支曾在国防建设中做过重要贡献的施工队伍从甘肃“流浪”到四川、浙江等地，几代人都没有固定户口、固定住房、孩子上学难等老大难问题，他们终于在秦山建造了永久安居的生活家园。

    五、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拓荒牛

    彭士禄调离909基地虽然快50年了，提起他身先士卒、关心群众、平易近人与大家一起艰苦奋斗的故事，人们记忆犹新，仍然亲切地叫他彭总。那时基地的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住干打垒、茅草房，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上公用旱厕所，烧自制小煤球。实验室、生活区极其分散，2号点到1号点的砂石公路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弯多坡陡、崎岖狭窄，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山间小溪或万丈深渊，经常有滚石、塌方危险。有位汽车司机从2号点开车至海工楼下的“之”字转弯处，因路面窄弯道急，满载8吨货物的黄河大卡车翻到崖下深沟，当场七窍出血，牺牲在驾驶室里。困难吓不倒909人，为了加快陆上模式堆建设，1969年9月1日下午，715所全体职工和部分家属，乘坐一列由硬卧、硬坐和闷罐三种车箱组成的特殊军用专列秘密离开北京向四川进发，他们走走停停，花了六七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夹江与峨眉交界处的双福小站。

    彭总的夫人马淑英是他留苏时的同学，1956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化工学院任教，课讲得好，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科研成果突出。国家准备派她到英国作访问学者，以便在化工领域有更大发展，考虑到伦敦潮湿多雾对自己的风湿性心脏病不利而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虽然909基地比伦敦更潮湿，但为了尽快建成陆上模式堆，为了支持丈夫的核动力事业和起表率作用，毅然决定离开条件优越的北京化工学院，带上两个正上小学的孩子来到偏僻的夹江，干打垒住房还未收拾好就立即参加实验室工作。被任命为化学实验室主任后，为了确保水质达到反应堆一回路二回路的特殊要求，每天带着年轻的技术人员站在卡车上到1号点做实验。8岁的小女儿病了无时间送医院，只好请邻居帮忙照看，请医生每天到家里给女儿打针。10岁的儿子独自一人去澡堂洗澡，脚被碎玻璃严重划伤，缝了11针，留下残疾，大脚拇指至今不能自由弯曲。

    彭总与大家一样住干打垒，一起加班加点，一起抽烟、喝酒、品茶、聊天。哪里有问题、有矛盾，他就出现在哪里。不打官腔，唱高调，说套话假话。始终说真话、实话、大白话，因此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都非常信任他，只要他出面，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例如，设备科技术负责人王建民要车去夹江火车站拉中子源，司机害怕放射性，谁都不愿意去，怎么解释也没用。老王将情况告诉彭总，彭总到车队简单讲了几句，并说我可以亲自带车，问题立即解决，老王顺利地把中子源运到实验室。还有一次，有个铅罐中的进口放射源密封不够严，有“漏气”问题，决定转至专修的水泥深井封存。虽然在驾驶室后面安装了防护铅板，司机们仍然非常害怕。转运那天，彭总来到现场指挥并首先坐进驾驶室，陪同宋华明师傅开车至深井处，参加了起吊、装车、卸车、铅罐下井、水泥封井的全过程，在场的刘锦洲等十几名司机、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鼓舞了整个车队的士气。后来，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核燃料组件、一列车重油运至一号点以及其它各种危险品的运输任务。司机侯斌还创造了用黄河大卡车把超重、超宽、超长的特大件设备运到模式堆工地现场的奇迹。几十年后，许多司机还津津有味地讲述彭总亲自押运、处理危险品的故事，为他们当年在彭总领导下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过程中，彭总始终身先士卒，坚持冲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1969年3月，模式堆主厂房落成后，他就随安装队伍住进了厂房。一身工装、一身汗水，安装中哪里有问题、哪里最关键，他就出现在哪里，现场指挥、现场拍板。进行堆舱、主机舱、辅机舱耐压壳拼装时，他与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爬上爬下，一起扳螺钉、接线头，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一个熟练的安装工人。反应堆压力壳与基座焊接时，他虽然不能亲自参与焊接，仍一身工装站在附近为焊接师傅助威鼓劲，搞好后勤服务工作，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与安装公司的师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八级钳工姚智慧师傅，在核燃料元件安装时，是12名抢修队员之一，为陆上模式堆做出过重要贡献，与彭总成为好朋友。模式堆建成后回到北京。有次患严重心脏病住院，他说：“我只要能见到彭部长一面，死也瞑目。”彭知道后，驱车百余里赶到医院看望。姚师傅紧握着彭总的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不久后就康复出院了。

    《核动力工程》自创刊以来，彭总就担任主编，十分关心办刊情况和编辑人员的成长，多次为刊物题辞和撰稿。2000年6月，专程从北京回成都参加《核动力工程》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与部分作者、审稿专家和历届编辑人员亲切交谈。会后，还抽时间与部分最早到夹江参加基地建设的老职工见面，一起回忆当年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老职工车景森因病未能参加，第二天，彭总和马大姐特地到家中看望，令老车全家感动不已。

    彭总有次和技术人员到工厂出差，他很快就和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基层干部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他们要请他到家里吃饭，若谢绝，就会生气。只有几天时间，哪能吃得过来？他就少吃多餐，一顿饭连吃几家，这不是在吃“请”，而是在吃“情”——与普通老百姓的深厚感情。

    由于彭总在我国核潜艇研制设计中的突出贡献，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设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是第一主要完成人，获第一号特等奖证书；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40多名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1996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17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20年11月8日，荣获中国工程界最高奖——“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常被国内外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坚决不同意“之父”的称谓，说：我若为“之父”，那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是什么呢？那些为核潜艇研制建造做出卓越贡献的成百上千的功臣又是什么呢？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全过程，时值“文化大革命”，老虎们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所以我被抬上了“总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父”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科学，所以没有“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这里不禁让我们想起曾任715所和719所仪控室主任的李宜传工程师。他从1959年就参加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模式堆安装前切除了一个肾，坚决拒绝大家的劝阻，带病坚持工作，吃住在现场。模式堆达到满功率后，又参加了艇上核反应堆的安装、调试和试航工作。1972年4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核潜艇试航的工作岗位上，牺牲时还不到40岁。与李传宜一样牺牲在研制、建造核潜艇的各自岗位上的人还有不少，至今健在或已病逝的功臣就更多了，我们可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为研制、建造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所作的贡献并弘扬他们为国奉献的精神。

    在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后，他的获奖感言是：“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体参研人员共同努力、艰苦奋斗、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项荣誉和成绩，更属于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

    他决定将全部奖金100万港币捐献给组织，做为人才奖励基金，并要求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经有关组织和领导多次说服后，才同意命名为“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奖励在核动力领域做出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彭总家里有三件宝贝：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成功纪念盘、核电站核岛模型、拓荒牛雕塑。他最喜欢栩栩如生的拓荒牛雕塑，他说：“我属牛，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从研制潜艇核动力到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从指挥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到自行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彭总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走过的路，每项工作都是别人未曾做过的工作，他重行动，不空谈，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就像一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的拓荒牛！

    少数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大肆宣扬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是以算盘为主要计算工具，参考美国核潜艇玩具模型设计的，是用“土法”制造出来的。这种说法看似大长了国人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其实是对第一代数万核潜艇人的侮辱，是对他们所取得的高科技成果的诋毁。让外国人笑话，说中国人造的核潜艇和他们的儿童玩具差不了多少，水平实在有限。宣传“算盘设计论”、“土法造艇论”的媒体如果不是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就是故意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和忽悠老百姓。这种虚假浮躁的宣传看似大大提升了被宣传者的英雄形象，其实给被宣传者和社会都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人们以为搞极其复杂的尖端科研工程是非常容易的，不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还会污染社会风气，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因为核潜艇是集工程、技术、科学于一体，高、精、尖于一身的国防装备、国之重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所用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其中不少是耐高温、耐腐蚀、耐辐射、耐冲击的特殊新材料；各种设备、仪表和附件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300多种，总长度达90多公里；管件270多种，总长30余公里；参与核潜艇研究、设计、试验、试制、生产的单位有2000多个，分布在全国21个部委，24个省市自治区，协作规模之大、涉及专业之多、科技含量之高，在中国造船史、军工史和工业史上都是空前的。是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海军官兵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团结协作、日夜奋战，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才取得的成果。试问：算盘能算出各种新材料吗?儿童玩具里有核动力装置吗？土法能造出潜射鱼雷、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水下发射的尖端武器吗？如果参照核潜艇玩具就能设计出核潜艇，把波音、空客拆了装，装了拆，来回拆装数次，不就把中国的大飞机设计出来了吗？

    算盘只能做加减乘除、统计报表、某些辅助计算，绝对设计不出核潜艇及其心脏——核反应堆。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搞核动力堆初步设计也是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而不用算盘，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在国防科委、中科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有关科技人员与中科院计算技术所合作，在当时我国最好的计算机上编制了十多套计算程序，共同完成了反应堆物理设计计算任务，与此同时，909基地建成了十几个重要实验室和一个计算机室，经过理论计算-实验验证-数据处理-分析比较，多次循环往复，修改论证后，才最终完成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工作。

    今年是陆上模式堆首次实现满功率运行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50周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建院55周年，也是彭士禄院士95岁华诞，笔者在此衷心祝福彭总健康长寿！回顾彭总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奋斗历程，从核动力研究室、研究所到陆上模式堆基地、核潜艇试航现场；从领导岗位到大亚湾、秦山核电建设现场， 都留下了他辛劳的汗水和辉煌的业绩。他那无私无畏、勇挑重担的坚强意志，奋勇拼搏、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爱国爱家、关心群众的家国情怀，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是我国广大科技人员的一代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