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往事

刘小沁

1965年底，记得从柞树林军营步行回哈军工校园的路上，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谁也沒想到竟然会把露出的脸蛋冻伤！过去书中描写“把脸蛋冻的通红”，零下几十度方知是“把脸蛋冻的煞白”！原本女生容易“高原红”的脸颊，冻出“雪原白”。我们副班长陈佳佳脸蛋上就是先冻出一片白，眼睁睁看着鼓起水泡，状似烫伤。原以为脸蛋一辈子祼露，经风雨见世面，抗晒耐寒，却败给了北国哈尔滨的寒冬，第一次见识了脸蛋还能冻起大水泡！还好只有少数人挂彩。军队棉帽上有个护鼻罩，使大多数女生幸免于难。看来浑身上下唯一耐寒抗冻的人类器官是眼球也！ 

有了这个教训，我这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从此对于任何一个自然区域形成的特殊要求都老实照办，对大自然有所敬畏，免得违背自然法则，付出伤痛代价。

90年代初我随北京和成都记者团，去西藏海拔四千米的羊卓雍错水电站访问时，团里唯一没有高原反应，也没吸过氧的女士唯我一人。当地驻军提醒大家，第一天要好好休息，不要到处走动，上下楼要放慢速度。结果男士逞强好胜，女士也不甘示弱，就我一人一反平日多动症的常态，乖乖静坐休息。上下楼走路，都缓步似电影慢镜头，令别人纳闷。

两天过去大家平安无事，开始嘲笑我过于谨小慎微。三四天后，团里男女接二连三出现高原反应，头痛头晕失眠胸闷噁心呕吐流鼻血，各种高原反应接踵而至。而我则能吃能睡，一切正常。

上到海拔五千多米，世界上最高的甘巴拉气象站时，我步履敏捷，上窜下跳，摆各种pose拍照，循序渐近的适应了高原环境。这就是听从有经验过来人忠告的重要性。

话说当年在哈尔滨，大家不过是初出家门的十几岁学生兵，个个争胜好强，那里会把严寒脸冻放在心上，不过是亲身体验了一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也！成为青春美好回忆的生动一幕。

从柞树林行军回城的路上，除了脸蛋被冻的奇观，还见识了哈尔滨的另一奇景。半路休息去上厕所，公共厕所就在马路边，可敢不敢上却犯了大愁！谁也想不到正对着大路的厕所，竟然没有门！我们问了，这公厕并不是门坏了！压根儿就没建门！

看我们憋着尿尴尬的跺脚，当地人劝说，当兵姑娘，没关系，两边后面都挡着呢，蹲下来什么也看不见！幸好十冬腊月行人稀少，无奈尿急，豁出去上了一次无门厕所。

万万没想到，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竟会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边，修建无门公厕！后来发觉这一奇迹并非哈尔滨独创。

1966年初，也是一个寒冬，我和军工几位同学串联到上海。正值上海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各种信息满天飞，我们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在市中心南京路附近的弄堂里，看到大街墙边有一排人正在看大字报，我也凑热闹上前站在背后一起看。一面看一面听见流水潺潺，循声一看，妈呀！吓得我纵身往后一蹦！这个糗可真出大了！原来墙前站着的那一排男人，正在撒尿！

不可思议！号称东方巴黎的大都市！堂堂的大上海！竟然在市中心的街边上，有露天男厕所！真误人子弟！气得我七窍冒烟，有火无处发，却引得一旁赶来的军工同学捧腹大笑！这个奇遇真是我的奇耻大辱！这种高度文明中的原始反差真是奇葩！

学生兵在柞树林水土不服的惨状也令我难忘。原以为哈尔滨冰天雪地天气不会干燥，没想到我的手指却严重裂口，痛的钻心。我从小生活在南方昆明，四季如春，湿度适中，皮肤滋润。加上我皮肤敏感，从小到老，至今都不擦任何护肤品。在哈尔滨为了对付裂口，却用尽了各种护肤品：百雀羚，维尔肤，紫罗兰，友谊，美加净…直到蚌壳装的 “蛤蜊油”，都不管用。只好十亇指尖贴满胶布，这才渐渐止疼。

比起这亇小不适应，马静静和庄晓琴的水土不服，才遭了大罪。她俩和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6年，又同时考入军工。听说生病了我跑到宿舍看望，只见庄晓琴半卧在营房的大通铺上，病怏怏的模样。并非感冒发烧，而是口腔溃疡，这算什么大病还要休息？我恶毒攻击她像林黛玉一样娇气。她张开嘴，吓了我一跳！口腔里像调色盘，紫黑红白全齐，粘膜上水泡，淤血，破皮，别说吃饭喝水，就是说话都疼。过去上中学，除了感冒发烧，同学们很少生病，谁见过这么严重的口腔溃疡？！

马静静的水土不服更加耸人听闻！不过静静的个性说起来却生龙活虎，好像说别人的好玩事情。

你瞧瞧，静静把后面的衣服掀起来，她是运动健将，身体素质甚好！天寒地冻，露出光背，根本不畏寒！背上贴了厚厚一大块纱布。受伤啦？不是！她闪着美丽的大眼情调皮地说，屎憋的！！

这家伙原来是大便干燥，竟然十几天没拉屎，每天军训又胃口特好，吃的多，只进不出当然上火，于是背上长了个火疖子，她没当回事，结果越长越大发炎化脓，无法平躺这才求医。

好家伙，她用手指比划着：火疖子破溃穿孔，烂成一亇洞，医生用摄子夹着一大团蘸满碘洒的棉花球，整团塞进疖子洞里去消毒！听的我毛骨悚然！这简直就是法西斯拷打革命先烈嘛！那得多疼！静静绘神绘色的演示着，把棉球塞进背上大洞里，除脓排血的样子，我真是服了她的忍耐力！此后我只要改換环境三四天不大便，就赶紧检查身上有没有生火疖子？那个可以塞进棉球的伤洞真太吓人啦！

柞树林军训基地女生大队大队长由23军某部的老团长韩九洲担任。说是老团长，恐怕也不过四十岁，那时人显老，韩团长皮肤黑黄，人瘦褶多，个不高，总穿一身洗的发白缀着补丁的旧军装。一点没有团长的架式。在十八,九岁的小女生眼里，他更像一个艰苦朴素，慈祥严肃的炊事班老班长。据说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英勇善战，很有威望。上级信任，专门把干部子女云集的女生大队军训的任务交给他负责。平时他不苟言笑，很少和我们说话，经过两件事才使我和老团长熟悉起来。

深秋时我们到阿城县乡下拉练，有一天的训练科目是用指南针和地图寻找目标地。我们进入了黑龙江特有的深山密林，头顶树叶火红似云，脚下片片落叶金黄如毯。褐色斑驳的松树伟岸高耸，白桦树婷婷玉立，真如置身列维坦,希施金的油画之中，浓墨重彩，满目远东特有的浑厚深沉，壮阔秀丽的自然美景。

中午时分在山林中停止行军，自己架锅做饭。说实在的，从柞树林军营外出拉练后，伙食水平大大下降，途中住在村庄里，夜里听到猪圈里猪哼哼，却一口肉也没吃到，嘴里寡淡无味。每天大米、馒头、蔬菜虽然管饱，但因无油水常感饥肠碌碌。

团长的勤务兵突然来找我，让我立即去团长处。我正纳闷为何找我？走到团长休息处，远远就闻到扑鼻肉香。好！我们这些天，天天吃素，团长脱离群众开小灶吃肉！没想到团长就是专门请我来吃肉的。韩团长枪法好，刚刚打了一只野山鸡红烧好。我从没吃过如此鲜美的野味，至今想起还口齿余香。但是为什么团长偏偏请我一人分享呢？起因恐怕缘于几张照片。

到柞树林下连当兵不久，一天我被叫到大队长办公室，韩九洲老团长交给我一个信封，是军工五系主任戴其蕚派人送来的，专门嘱咐要保密。我莫名其妙打开一看，原来是几张戴主任、毛远新、彭云、易小冶和我的合影。

那个年代大讲阶级斗争，出了校门就以为社会上危险四伏，尽是坏人。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是重点保护对象，化名“李实”下连当兵和下乡搞四清。后来轮到我们65级下乡搞社教时，系里竟然把彭云的名字也改为“李实”，图省事，直接延用了毛远新的化名，生怕美帝国主义伤害烈士江姐的遗孤。一个多年自闭锁国的中国，真是杞人忧天，美国那有害人之心，至今彭云已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全家幸福平安。 

我大大咧咧要把照片拿走，老团长说你住军营集体宿舍不便，照片先由他代为保管，军训结束后再交还我。他郑重其事地把照片锁进抽屉。.

这些合影是1965年8月底，我到军工报道后不几天照的。那天戴主任把我和冶子，叫到军工大院直通大门的宽阔主干道上，路两侧是高大雄伟的大屋顶教学楼。戴主任介绍他旁边站着的军人是毛远新。我和冶子刚穿上新军装，由于没有受过军训，一副挑不起架子的老百姓傻样儿。不一会儿来了个更傻的，一名头大、个矮、瘦弱，戴眼镜的小男生，假装军人姿势，双臂端架着，弯着腿跑过来，一个立正敬礼，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原来这就是江姐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彭云！

早就听说彭云中学成绩全优，聪明过人，难怪头大，大脑发达。果真他以优异的学业，成为1980年最早一批公派美国留学生。又以出类拔箤的人工智能专业成就，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终生教授。

毛远新是五系60级学员，我们进校他们毕业，1965年他因患胆囊炎在北京治疗了三个月，1965年8月下旬回军工时他们年级已到巴彦县搞四清去了，他病愈返校正好和我们一起合影。当时给我们拍照的军人技术不好，照相机也差，拍了好几张，洗印出来没一张清晰的。前年我们65571班出纪念画册时，我挑了一张合影印在画册上，把我们新兵入伍时充满青春朝气，无忧无虑，楞头青的傻模样记录下来。

戴主任派人专门把照片送到柞树林。当时全国全军对毛主席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到顶点，这或许就是老团长对我这个与毛主席的亲戚合过影的女兵，另眼相看的原因吧？于是我受到第一次特殊待遇，吃到了团长亲手打的山鸡，味道好极了！

第二次得到特殊优待是偷偷批准我去大庆油田参观。那已是1965年冬天，阿尔巴尼亚公安部部长访华，由公安部副部长陪同到大庆油田参观，公安部干部知道我在哈尔滨读大学，就邀我一起去大庆参观。正值全国人民学大庆热潮，韩团长立即批准。他怕以后再有人借口外出，就嘱咐我们保密，只允许在外住一夜。不久前我因左臂旧伤（高考前一个月，我打排球一个鱼跃扑地救球，左小臂骨折，高考时是打着石膏上的考场。伤筋动骨一百天，下连当兵时骨伤未彻底痊愈，军训射击托枪时，左臂疼痛无力，洗衣服也费劲。）曾和几个生病的同学回哈尔滨市里看过病，所以这次进城没引起同学怀疑。随代表团在花园村迎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去大庆油田参观，当晚就返回军营。

这次大家回忆军工往事，才得知吴新明下连当兵时父亲病危，连队领导竟不准假回去探望，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故去后，又不批准他回家奔丧替父送终。新明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部队领导对寒门子弟的薄情寡义，对我这样高干子女的特殊优待，形成鲜明对比。我深感内疚和歉意。朱和（朱德的孙子）同学当时仗义持言，几次为新明争取，在父亡一周后终于批准新明回家送葬。朱和同学不久前不幸病故，我对他热心助人充满敬意！

这以后我和老团长才渐渐熟悉起来。我们这些离家千里当兵的女孩子，不论父母职位高低，个个在家都是宝贝，都是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想家时晩上还会偷偷在被窝里哭鼻子。韩大队长对我们的照顾非常温暖。等到我们结束下连当兵，离开柞树林军营，返回哈尔滨军工校园后，仍然把韩大队长当成长辈亲人一样来往。尤其是在停课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中，韩团长的家成了我们几个逍遥派改善生活的据点。我常带我们65级几个好朋友一起，到老团长家里打牙祭。

韩团长是南方人会吃，每当他釣到大鱼，捞到蛤蜊，酱了肘子，就招我们去吃一顿。他两间小屋不大，但像所有哈尔滨住户一样铺着洁净明亮的木地板，窗明几净。尤其难得的是，一个穿补丁衣服的老军人，卫生间干净的可以直接在里面包饺子，煮蛤蜊。他老伴和孩子热情待客，安静做事，让我们宾至如归，完全不像一般军人家庭枯燥冷清。在老团长家我带去的朋友们都无拘无束，觉得这个长辈不卑不亢，可亲可爱，值得尊敬。

回忆军工岁月不能不写到吃。十八九岁正胃口大开，离家住校，嘴巴更馋。到了文革，学生停课，工人停产，两派武斗，全国串联，食品供应极为匮乏，我们又处在身体生长发育的青春期，消耗大，嘴巴馋，更是情理之中。

说来也奇怪，1966年文革前，哈尔滨的食品供应比首都北京还要丰富多彩！

1965年夏天入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走出校门，乘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进城。路两旁一栋栋红顶白墙，篮色木窗的房屋，掩映在绿栅栏小花园里，像童话故事一样。后来才知道这些小洋房不过是普通民居。大街上常见有帅哥戴着鸭舌帽，背着猎枪，骑着电驴子，车把手上有时还爬着条神气大狗，飞驰而过。

文革中认识了几个当地中学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的就是这种小洋房。家中有摩托车和猎枪的工人不少。秋天我们向工人借过猎枪，到山上湖边打过野鸭，也学韩团长红烧野鸭吃。在松花江太阳岛上，还曾在工人家的小洋房里换过游泳衣。这些哈尔滨工人，个个高大英俊。男的爱穿皮夹克，长靴子。女的则是毛呢长裙，大披肩，闪亮的高跟皮靴，真是洋范儿帅气！

第一次来到北国哈尔滨，真仿佛出了国一样惊喜，这个城市太美丽太气派太洋气！彩色洋葱头一样的东正教大教堂喇嘛台耸立在市中心。铺满鵝卵石的大街小巷蜿蜒起伏，两旁俄罗斯风格的米黄色高楼鳞次栉比，雄浑庄丽。乍一从灰墙土瓦，四合院坐庄的大农村北京来到此地，满眼尽是俄式日式洋楼，仿佛置身另一国度。

更令人吃惊的是食物的极大丰富。进了欧式的秋林公司，更疑似出国，大开洋荤，琳琅满目的面包点心，香气扑鼻。第一次见到面包竟大如磨盘大咧巴！香肠种类五花八门，巧克力糖果花红柳绿目不暇接。旁边的水果更是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竟然有卖冰淇淋和咖啡！各色食品水果洋玩意如此集中丰富，令人眼花瞭乱，在北京根本不曾见过。样样都想吃，不知从何下嘴，口水飞流三千尺，疑似巴黎在眼前！这种俄国人带来的洋气弥漫黑龙江各处。

1966年初，我们到绥化县搞社教，我发现这个小县城里居然有冰淇淋，还有网球场。而那时首都北京，除了北京饭店一类平常百姓不能进的饭店外，市面上唯有东安市场南门里的和平西餐厅，有卖冰淇淋和咖啡。同年我们长征队从北京步行串联到河南兰考，一路上经过的北方各县城，又土又破又小，和黑龙江的绥化县一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北方的“县” 不过是个大点的“村”子，除了卖饼子烤白薯，没有什么可吃！

文革不到半年，哈尔滨只剩蒜肠、咧巴和冻梨。大家除“闹革命”外，还闹肚子，特别惦记吃。于是各显身手，集思广益，亮出了饭后解馋的各种高招。大奋从小在苏联长大，爱肉喜荤，于是从老师，熟人家弄来肉，根本不切，整大块炖在电炉上，烂熟后撒上盐用刀一切，大块入嘴，满嘴流油。我们有幸分尝一块，或一旁呑口水伴奏。

老师李怡宁家每月定量的猪肉都被我们五系高低年级的学生吃光。起初李怡宁还要显示烹饪手艺，或烧或酱或鹵。我们早被大奋的白水煮大肉吊足胃口，从此只需盐沾白肉！还常夜间去山坡上的食堂厨房里偷猪油。馒头切片，电炉上烤的焦黄，用小刀涂抹一层奶白色猪大油，略撒点盐，哈，味道不输面包抹黃油！

万万没想到，有人贪吃失去底线，竟然上了炊事员的床！一天工宣队查夜，在厨房值夜班的炊事员床上“捉奸成双”。第二天八卦传遍全校，说某系女生，为多換饭票，好吃好喝，和炊事员上床。究竟是两情相悦还是两派斗争？往事无法考证。搁现在显然侵犯了隐私和人权。食色性也！吃和性第一次纠缠一起，记忆犹新。

下连当兵时我们拿刘姥姥的名言：“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开莉莉玩笑，她一顿吃了整整十个大包子！北京庆丰包子，一两三个，柞树林的大肉包子二两一个！我们总结出食堂比家庭做的好吃的有三样：大包子，烧茄子，烧带鱼。不信你在家做做，怎么也比不上大食堂的香！

我们和老团长决非酒肉朋友，军训时他虽严厉，但是个能听不同意见的领导。我还记得那个“曾蔚吃面条，郝力吃大米”的往事。连队的大食堂里，脱漆的旧木桌下是泥砖地。老团长表扬她们两人节约粮食，把掉在桌上的大米和落在地上的面条捡起来吃掉了。会后讨论时，我说了不同意见：精神可嘉，但吃掉不好，因为看似节约了一根面条，但沾着泥土很不卫生，万一得了蛔虫，看病吃药花的钱，可比买一根面条贵的多。

我从小调皮捣蛋，入队晚，入团晚、入党更晚，都坏在我一张不把门的嘴上。记得为这些与众不同的怪话，我和G同学还受到一些批评。我不赞成熄灯后用手电筒在被窝里读毛选，把眼睛搞坏了，当兵的如何打枪瞄准消灭敌人？不会游泳却跳下河救人，更是添乱，等等。记得G同学的发言也是心直口快，比我更是奇谈怪论。

    记得她说，既然我们说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弾都是纸老虎，为什么我们还要制造紙老虎？！她说得直率认真，我听得发呆。记得就是上大学前一年，1964年10月，中国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举国欢腾。我们报考军工，也是受此鼓舞。G同学贫农出身，根正苗红，学习优秀，怎会有如此怪诞的想法，令人称奇？她刚到学校时，曾经洗手后不关水龙头，上完厕所不拉水箱冲洗，理志气壮的说：我看见打开管子水哗哗流，心里就有气。我们在农村吃水要一担一担挑，你们城里人不劳而获，气得我偏偏不关！这么一个青春期对城乡差别不满，思想偏激的农村姑娘，后来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都培养成博士，又有了两个博士女婿，这简直就是中国社会突飞猛进瞬息万变的精彩缩影。可半个世纪前，我俩的发言显然都属于政治上幼稚糊涂。韩大队长对我进行教育时，我振振有辞的辩解。他说你讲的是小道理，我们提倡节约是培养你们年轻人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这是大道理。你当众反对影响不好，大家会觉得你娇气，干部子女怕脏怕苦最让人反感。但是你的意见提醒我，以后做思想工作，要把提前预防放在首位，吃饭时尽量争取不掉饭菜，捡起来吃也要先洗一洗。别看韩大队长像个不善言谈，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粗，但做大学生兵的工作还真让人心服。

    不由得联想到吴新明同学下连当兵时的领导政策水平太低，父亲病危竟不准假，还不准回家送葬，毫无人性！若是碰到韩九洲这样通情达理的领导，新明就不会遗恨终生！反思起来我也深感内疚，或许我被准假去参观大庆，享受的只是高干子女的特殊化待遇？对新明就依然不准假，实行双重标准？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回过哈尔滨，也再没见过老团长，但这个穿着补丁旧军装的长辈，在我们青春的生命中留下了温暖的记忆，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可敬可亲的典型老军人。然而历史很诡异，谁也没有想到毕业才几年，就听说他严重违法乱纪？

    写到韩团长时联想到尤武杀妻被枪毙，深感人生无常，命运莫测。青春时听说过“前途未卜”，也听过“未卜先知”、“先知先觉”。后来半个世纪的人生告诉我，其实“青春无知无觉，前途叵测难料”，柞树林天真无忧的少女们，谁能料到各自的未来和结局？估计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她们眼中对女兵呵护有加的老团长，竟在文革支左期间，利用自己任某地革委会领导职权，犯了严重男女作风错误被处分？

文化革命中，十五、六岁花样年华的中学生，告别父母城市，上山下乡，远赴农村或建设兵团落户。这些本该在安静的课堂里读书的知识青年，听从党号召到广阔的天地中去锻炼自己，每天在田间地头辛勤劳动，做一名普通农民养活自己，本应得到特别关怀爱护，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放现在，是法律禁止的童工啊！可是几乎在有知识青年的地方，都发生过女知青被领导强奸的恶性事件！这样年轻无助，这么屈辱羞耻，如此难以启齿，千般隐痛无告！有人自杀，有人挨整，有人屈从，有人拼命，也有人抗争，有人上告。势单力薄的极弱势群体，她们的不幸被淹没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汪洋大海中。官逼民反，终于发生了内蒙兵团女知青开枪杀人事件。这才引起中央重视，打击和处理了一些残害女知青的农村干部和支左军官。在军宣队里也制定了一些遏止侵犯女性的规则。

大学毕业后，我到兰州军区空军通讯修配所当兵。因为当时飞机制造厂里没有女军代表，工作不便，于是我被借到陕西闫良县飞机总装厂任军代表。当时规定，男军代表必须两个人一起和女工谈话，决不允许单独见女人。对女军代表也套用此规定，于是又借调来和我同时到兰空工作的易小冶，以便我们两个女兵一起做工作。当时觉得好笑，这究竟是保护男方，还是保护我们？

后来发觉此规定对女军人确实适用。我和冶子到闫良飞机总装厂后，被分到九厂。说是厂，其实是一个万能零件制造大车间，车，铣，铇，钳，电，铸，样样齐全。看似简单，其实技术要求甚高，不像批量生产那样容易，要随时随地为飞机制造缺损的零部件。因此九厂的厂长专业素质很高，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各种小发明，来解决生产中随时遇到的难题。令我们十分佩服，尽力帮他过关，恢复工作。

我们进厂时是1969年8月底，文革运动正进行到解放干部阶段。因为是重要的军工厂，当时可以制造轰五，轰六两种我国自行生产的军用轰炸机，两派斗争不允许冲击生产。整个工厂比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平静的多，两派基本没有什么活动，都是在厂革委会和军宣队组织下开会听报告讨论而已。

对军工厂我己不太陌生，1967年我串联到上海时，曾和军工同学一起到淞江导弹总装厂锻炼，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又犯了和在柞树林一样的毛病。我爸爸总批评我坏在一张嘴上，讲怪话，好诡辩，常常是好事做尽，坏话说绝，结果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好事，全抵销掉了。

本来我们下厂劳动，是为改造大学生和干部子女的骄娇二气，学习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但我和女工住在一起，发觉她们才真娇气，床铺花花綠绿干干净净，生怕别人裤子坐脏，床边专门铺一窄条花单子。上海人真是精明，居然专门设计生产出这种小窄单子，各式图案花色，不仅卫生，还起美化装饰作用。我们军工学生的旧军装，经过摸爬滚打火车串联，早就油渍麻花，还没敢坐床上，女工就哇拉哇拉在一边说上海话嫌弃我们。吃饭时这些工人很浪费，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一个人把饭菜吃完，总要留下点剩饭剩菜倒入食堂门口的泔水桶里，似乎这样才有面子。想起韩团长要求我们，掉在地上的大米面条都要捡起来吃掉，这些工人阶级先锋分子，怎么如此浪费粮食呢！韩团长真应该到这个军工厂当领导，管管这些娇气的上海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大学生，个个都把饭菜吃的精光，盘子像舔过一样干净。加上我们支持了厂里的造反派，就引一些工人瞧不起我们这帮土大兵，叫我们哈军工是“哈鸡公”。我发牢骚：明摆着是工人比我们娇气，讲究，浪费，应该向我们学习才对。大家都批评我以面概全太片面，应该看工人阶级大方向。我又翻出在黑龙江绥化县搞社教的往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

搞社教也是为了改造思想，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向农民学习。可我发觉许多农民说脏话，作风不正，男男女女在一起劳动时，尽做下流举动。那时我18岁，哪见过这样放肆粗野的场面，面红耳赤，非常气愤。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没有把农民阶级和具体的个人分开，工作组开会时我说了对农民不恭的牢骚话。结果虽然我很努力，每天天不亮，就为农民担水刨粪，那可是冻成冰块的粪，坚硬如石，刨起来异常费劲，虎口都震裂流血！但始终没有得到好评。唯一一次受表扬还与劳动好坏无关。

那是社教几个月后，全体到绥化县城集中开会，会上我得到表扬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臭虫不咬我！哈哈，的确稀奇！

几个月不见，在绥化县重逢时，发现好多同学挂了彩，脸上手臂腿上，红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原来是跳蚤臭虫的杰作。黑龙江农村睡的是炕，土炕上面铺一层蓆，北方农村不太讲究卫生，蓆子下面臭虫跳蚤猖獗横行，几乎每个学生兵都深受其害，被咬的遍体鳞伤。这害虫又动作敏捷，咬完就溜，白天无影无踪，躺下就鬼上身，折磨的这些城里大学生彻夜难眠。

故歪改古诗云：

失眠不觉晓

处处挨虫咬

夜来拍打声

红包知多少

那时候也没有灭虫的好办法，回想起当时用的土办法，都是以毒攻毒的险招。往蓆子底下撒六六粉，敌敌畏，不幸是杀敌不利，自损身体！比如冶子以为用棉花沾满敌敌畏，药水挥发慢，延长毒性利于杀虫。没想到她睡觉时，误把一团有药棉球压在臀下，年轻人睡觉太死，第二天醒来，自己屁股上烧烂一块肉！她真惨，可我这没良心的，写到此处笑出了眼泪！瞧瞧这些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当年干的那些个傻事！

下过当兵时和我同床共铺的学友戴敏民她们写的回忆是主旋律，我写的算是旁门左道吧，相辅相成演绎了傻女们的美好青春！

农村的蚊蝇也格外强悍，什么牛虻，小咬，叮起人来都是劈头盖脸，B52式地毯全方位轰炸。65级美女如云，在农村却锻炼成了伤痕累累的大花脸。我成了唯一的例外，竟然没被跳蚤臭虫袭击，因此得到的表扬说：小沁同学参加农村社教后吃苦耐劳，你们看她脸上连个包都没长，完全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环境！

这个表扬的逻辑十分古怪费解，令我诧异，故以它的独特性，收藏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忘记！

当时我暗想，光洁无瑕的皮肤显得娇嫰，应该受批评才对，就好比城里人比农村人皮肤白，说明农民下地干活辛苦，成天风吹日晒才会变黑，你白说明你劳动少表现差。不争气的是我皮肤白，还晒不黑，天生长的就严重脱离群众，让一心争取进步的我很是着急！

记得在农村社教的那个冬天，一天在屋里给女社员宣读二十三条。那一家农民比较富裕，房间大，两边各有一排炕，我站在屋子中央，认真大声读着文件，两边炕上的声音比我还大。

炕上坐满了老妇人小媳妇姑娘家和小孩子，别看满炕都是女的，几乎个个东北女人都抽烟，有抽卷烟的，有叼旱烟袋的，竟然有当娘的把手中烟卷放进满床乱爬的两三岁孩子嘴巴里，那小屁孩竟有样学样的，吸一口吐出一串白烟，热闹非凡。

满屋子辛辣烟味直呛鼻子。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东北人“喉吧”（东北话哮喘），冬天乱吐痰的坏习惯。文明一点的，啪一口吐在两炕间的泥地上。要命的是左边炕上一口，右边炕上一口，我站中间，左右夹击，防不胜防，闪转腾挪，躱避痰弹袭击。不文明的，年岁大点的倚老卖老，直接掀开炕边蓆子，啪的一口，把痰吐在炕蓆下面。更有甚者，只见一壮妇，嘬牙清嗓，倒吸了两下，积攥一口脓痰，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啐痰如弹，精准无误的发射到墙上，当场拍死一虫！

这些婆娘对二十三条根本不感兴趣，闹轰轰完全是聚众聊闲天，我正感觉自己无能，镇不住场面时，没想到话题却落到我头上。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用烟袋锅点着我，开玩笑的说：这闺女，脸这么白，擦粉了吧！大家哄堂大笑。我非常生气，正色厉声说：我一辈子没擦过粉！

打那以后我就每天不洗脸，拼命晒太阳。希望立马把自己变黑。遗憾的是我从母亲的血缘里继承了类似胡人蛮夷基因，太阳把皮肤晒红晒花晒脱皮，仍难变黑，连臭虫都嫌我血统不正不爱喝我的血。从小被称作雪白粉嫰的皮肤，成了骄娇二气的标志。正在我千方百计使自已脸变黑变糙，恨不得被虫多咬几口，变成《甲午海战》电影中，邓世昌邓大人那样饱经沧桑的疙瘩脸时，却被领导当成正面形像受到表扬。

我的脸抗晒防虫，竟成了革命优势。尽管表扬理由古怪，逻辑混乱，但总比雪白粉嫰代表骄娇二气好的多。从此我恢复洗脸，理直气壮的继续细皮嫰肉下去。这段社教奇闻起码证明，那时我一心一意想改造思想，努力革命。

在社教时，我常常反感一些不讲卫生，满口荤话，袒胸露乳，打情骂俏的贫下中农妇女，而亲近一些长得漂亮，穿着得体，举止文明的地富子女。大概因为地富子女出身不好，解放后永远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被整对象，不敢乱说乱动，只能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的缘故，她们很少参与男女打闹调情，不爱说脏话，穿衣打扮虽不敢拔尖显眼，但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在小细节处讲究美感。

我想为什么地富子女都长的比较漂亮呢？旧社会最有钱的富人就是地主、资本家，他们有条件专挑漂亮女子为妻，所以生出的孩子肯定随娘，长得漂亮。不信你看现在的大款，自己无论怎么丑，可娶妻不是美艳明星就是绝色名模，生的子女必定个个可爱漂亮。你看香港富商邢李源，长得歪瓜裂枣，娶了台湾第一美女林青霞。大陆也不例外，大眼美女小燕子嫁的大款也其貌不扬。军中腐败高官左抱右拥，情人二奶，那个不是美女？就连军工校友，官至军委副主席的贪官徐才厚，瓦刀状马长脸，四周不也美女如云。连军中首席美女汤灿也投怀送抱以身相许。权钱和美女的关系也与时俱进，解放前是黃世仁白毛女式，贫女被迫，权贵强霸。如今为改命运，贪慕金钱，急功近利，不论老丑，美女上赶。变成邓文迪默多克式了。总而言之，在绥化县宝山公社宝山大队搞社教时，我和几个地富家女人关系很好，分别前她们专门去城里照了张照片送给我。那时我的错误是用文明唯美代替了阶级观点。

同样道理，在上海导弹总装厂时，我虽然看不惯女工臭讲究，浪费粮食。但对她们身上的上海小姐习气，还是暗自欣赏的。宿舍干净，脸蛋上雪花膏喷香。在全国千人同装，万服一色的革命年代，上海人在细节处求美的智慧登峰造极。

上海特产的，各种花色，不同款式，鲜艳夺目的假衣领堪称一绝。穿在外衣里面翻出领子，如同每天換了一件衬衣，真假难辨。把原本死气沉沉的兰黒灰外套点缀的五颜六色，活泼动人！

外套款式也不像北方那样直桶呆板。剪裁随身合体，女性凸凹有致的曲线美昭然若揭。不论走到何处，长相漂亮，气质不俗的美女，总会吸引我的目光。

厂里开会时，有一个年轻女工特别引人注目，长得漂亮，气质优雅，特别会穿衣打扮。每个周末我们同班车回城里，男工总抢着给她让座，她莞尔一笑，态度温润，我一旁也是看的醉了！很快我和淞江总裝厂的这位厂花成为好友。

细节处她总是与人不同，短款上衣，裤长九分，臀贴管窄，裤黑踝白，脚蹬船鞋，步态摇曳，顾盼生姿。上海女人真的是赏心悦目，十分养眼！春季沪上多雨，她手中总拿一把拐扙状的尖头黑伞，蒙蒙雨帘中款款张开，白衣黑裤飘行在宽敞厂区绿色林荫道上，不知是她美化了风景，还是风景装饰了她？

不厌其烦地写美丽的女工和漂亮的农村姑娘，因为除了我们这些唯美主义者的正常欣赏外，也有邪恶的眼睛紧盯着她们！

话说回1969年夏季我在九厂当军代表时，因为全国各地支左中，岀现过军代表或军宣队干部性骚扰甚至强奸妇女，所以飞机厂对军队干部要求很严。在九厂工作不久，我就感到这些规定对女军人也很有必要。因为男女工人竟然也和农村男女社员一样不够检点，尤其是几个年轻男工，对女工几乎不分场合地点，流里流气，动手动脚。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揑姑娘屁股一下，在已婚女工乳房上摸一把，我看不下去，立即变脸喝斥制止，那些被占了便宜吃了豆腐的女工本来嘻嘻哈哈，见我一脸严肃，反而嫌我无趣。

时间长了，这些二流子竟敢欺负到冶子头上，他们看冶子脾气温和，一次竟然从冶子头上一把摘下军帽，嬉笑着戴自己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上前一把夺下帽子，不许他侮辱军人，令他道歉检查！这就是两个女兵在一起工作的重要性。起码互相可以支援保护。后来我因传染急性肝炎住院，那些捣蛋男青工竟说，难怪刘代表得了肝炎，她脾气大，肝火太旺。

一次一个探亲家属找军宣队告状，谈话一时凑不齐两个男的，就借我凑数，一男一女两个军代表在办公室听家属反映问题。刚一听就令我面红耳赤，那女家属安全了，可我这个未婚女学生却十分尴尬。原来我在上班时见到的男女调情打闹只是皮毛，下班后发生的事情才更是无奇不有！

这个厂是从上海搬迁到三线建成的军工厂，工人除了上海人，其余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因为三线算生活落后地区，多数工人家属都愿意留在当地城市里，就算愿意随夫迁到三线，厂里也解决不了那么多家属的工作安排。于是大多夫妻分居两地，每年每人各自只有半个月的探亲时间。

平时工人住集体宿舍，家属来探亲时主要就为过夫妻生活，可厂里临时住处有限，媳妇来了竟然就直接住进男工宿舍，干脆睡在丈夫的上下铺单人床上。拉上蚊帐，把四周围捂严实，就算新房。没有蚊子的季节，你进到男工宿舍，只要看到有张床上挂着蚊帐，就知道是探亲家属来了！夜里，夫妻就挤在单人床上过“”组织生活”，周围五六张上下单人床，近20只耳朵就在听床！至今想起也匪夷所思！非人性的生活生存空间，叹为观止！

问题就出在夏天，因为蚊子猖獗，宿舍里张张床上都挂了蚊帐。很难辨认出哪一张床上睡着探亲夫妇？结果半夜里出了情况。

男工女工宿舍分在不同楼里，或在不同楼层。来探亲的妇女自然都是住进男工宿舍。妻子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却走错了房间，工厂的集体宿舍楼，走廊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间。半夜熄灯，过道昏暗，厕所灯瓦数很低，地方不熟，摸错门是常有的事。

这位睡得迷迷糊糊的倒霉媳妇，凭感觉爬上床。或许分居造成的性饥渴，男人又是一番折腾，女人虽睏，也只好全力配合。但这一夜男方精力过盛，总不消停，女方不悦不再配合，一来二去，女人直觉有些不妥，和丈夫说话，男的总是不出声，忽听楼道里传来男人声音像是老公，方知不妙。原来老婆入厕久久不归，老公知道楼道里只有男厕，怕自己女人遭遇不测，出来寻找，这才发觉老婆上错床，被占了大便宜。天还未明宿舍里就人声鼎沸，女人哭，男人骂，撕打拉架，乱作一团。没等上班，媳妇就披头散发闯进办公室。

那年夏天我不过是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孩，年龄刚刚20出头，那媳妇啥话都讲，那男军代表还啥都细问，问一共几次呀，他怎么搞的呀？你平时怎么做的啊？为什么感觉不出来早些发觉啊？你自身是不是也有责任啊？我打断也不好，不打断也不好，那个男军官神情严肃认真，一再强调追问细节是为避免只听一面之词。接下来要审讯男的，我坚持不参加询问，规章里没要求与男人谈话必须两人，我趁机溜走。

这件事说明，早在1969年对在地方支左或工作的军人就有相应的规定，来约束防止发生不良行为。没想到在柞树林女兵大队，曾严格要求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韩九洲老团长，自己却不敌美色诱惑违犯了军纪 。这是1974年前后，我在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处听说的。

这次大家写军工65级大事记，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听说了韩九洲犯错的事。经同学去调查，部队反馈说：“韩九州原任23军207团团长，曾任军训练大队大队长，后提为67师副师长，文革中被抽调到鹤岗地方支左，三结合当了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把手。支左期间，犯男女关系错误，受到处分。”

韩大队长的变化出人意料，令人惋惜！也为所有人敲响警钟！

       最近收到军工同学转来的有关韩九洲的新闻报导，这位抗日老战士至今健在，己92岁高龄。 

     对这位抗日老战士的报导中，提到“70年前，出生在安徽省天长县的韩九洲加入了新四军，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大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百战老兵。韩九洲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67师副师长，于1973年离休。”

按他的年龄1973年并没到离退休时间。1974年左右我听到他因犯错退出现役，时间基本上得到映证。  

  谢小沁修改

这件事说明，早在1969年对在地方支左或工作的军人就有相应的规定，来约束防止发生不良行为。没想到那个在柞树林女兵大队，曾严格要求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老团长，在文革支左期间，利用自己当了地方革命委员会儿主任的职权，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受到严厉处分。权力导致的腐败为所有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离开母校已经半个世纪了！往事历历在目......那个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疯狂又迷惘的时代，我们做过多少无知者无畏的事情。回望65571班同学们各自的人生，这些发源于哈军工的人生历练，成就了我们基本的人格！

一个抗日有功的老战士，有了权力地位后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从一个爱护人民的子弟兵变成了欺辱妇女的特权者。当时的惊讶在今天已变得习以为常，相比之下，韩九洲比起今天动辙贪腐几十个亿，包二奶，养小蜜，女人上百的贪官污吏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没有法律制约的权力是可怕的腐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