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芬

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哈军工北京校友会决定举办《纪念建党100周年征文》活动。我在哈军工学习、工作了10年，退休后又在哈军工北京校友会工作了15年。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很多事情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逝，唯独我在哈军工入党那段光辉的往事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积极工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词，成为我这一生的思想、行为的准则。

在哈军工入党

1960年11月底，一个星期三下午5点，召开党支部大会，发展陈国祥同学入党。陈国祥同学是“老”学员，在我们58级学员中“老”学员有五、六十名，都是1957年从部队招考的军官学员，他们都是解放战争后期、抗美援朝初期参军的英雄模范，经哈军工预科，考试合格，于1958年入学的，他们中一半以上都已是党员；“新”学员（插班生）有四五十名，都是1960年8月从全国各重点大学“拔尖子”选调的，经三个月入伍训练，刚入系插班的，其中党员有两三名。这本是一次很平常的发展“老”学员入党的支部大会，却给我留下了永生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调来的，因专业不对口，入系时定为试读生，一边跟着三年级上课，一边补一二年级的功课。支部知道能写会画是我的特长，就让我负责布置会场。一寸光阴，一寸金，分秒必争补课的我，愉快地放下手中的功课，在黑板的左上角画了一面鲜红的党旗，右下角画了一束五颜六色的花，中间用美术字体写了“支部大会”四个大字。当时，我那兴奋和激动的劲儿，就像即将被讨论入党的对象是我似的。出乎我预料的是，除三十余名党员，吸收了几名积极分子列席会议，竟没让我参加会议。

新入党的陈国祥，学习成绩非常好，是给我答疑最多的同学，经常和我一起上晚自习。这天，他看见每天精神抖擞的我，情绪低落，眼里还含着泪，便关切地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我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为布置会场忙了一下午，支部大会不让我列席，心里很难过。”他马上向支部委员“老”学员张贤铎汇报，当晚张贤铎就找我谈话，说：“入党是自愿的，你没提出过入党申请 。”我恍然大悟，插班以来我只忙于学习，没有顾上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张贤铎是上尉军官“老”学员，年龄比我们“新”学员大7、8岁，非常稳重、成熟。虽然这是我到哈军工后第一次向组织汇报思想，但是我毫无顾虑，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我从小就励志做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愿望，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

我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解放前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得传染病“白喉”，无钱医治而死，全家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家，更没有我的今天。特别我作为家里排行老三的女孩，根本就没有上学读书的可能，是一位老师以考前三名不交学费，没钱买书可以没书没笔记本，可以捡同学用过的背面…等理由，让我读到小学4年级。解放前夕我眼看着她从教室被抓走牺牲了。当时已得“痨病”（肺结核）的我，骨瘦如柴，还是辍学了。后来我得知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决心要做她那样的人。

我14岁入团，1956年北京市女四中成立团委，我当选为第一届团委会宣传委员，同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团员。当时的团委书记是我非常敬佩的黄韻梅老师。她是共产党员，我向她提出入党申请，她和蔼可亲的对我说：“你还不满18岁”。

1958年我以8门功课都是5分的成绩毕业，并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上大学就申请入党，我是年级的学习委员，“新清华”校刊特约记者，1959年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今年初在清华已填写过“入党志愿书”，但发展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一推再推，直到我被选调离开清华也没开。迫切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和难以启齿的委屈使我潸然泪下。

清华建筑系要加试美术，每年只录取几十人。《中国青年》杂志曾有一篇报道，截至1957年入学清华建筑系工农出身的只有曲淑凤一人，当时学生中党员很少。1958年不但有我这样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人被录取，还从“工农速中”选录了一批“调干生”。在我们班有3人，他们都是党员，有工资，年龄比我们大5、6岁。其中，两人很快就分别和班里两个女生，确定了恋爱关系。还有一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经常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约我谈话。我能上大学极不容易，一门心思想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筑师。有两件事彻底伤了他：一是拒绝了他送我的生日礼物，一个日记本和一支钢笔；二是他约我去颐和园，作为介绍人代表组织对我进行入党前的谈话，我没去。就此他向支部汇报说，李慧芬同学小资产阶级意识太浓，好面子、清高…。

张贤铎听了我情真意切的汇报，非常负责任，第二天就向党支部做了汇报。支部对此事很重视，查看了我的档案，根据我入伍训练、“忆苦思甜”教育中的表现，插班以来的学习态度，特别在插班后第二个月，一女同学父亲病逝，我把参军后每月6元的津贴费共18元，全部寄给他家了，这事我没告诉任何人，支部还是知道了。支部立即研究，决定发展我入党。

12月25日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经上级党委批准，1961年1月7日在空军工程系大楼里贴出了，李慧芬为中共预备党员的红纸黑字的喜报。一年后我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

被调离哈军工

入了党，我从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天到晚像上了弦似的，有使不完的劲儿。1961年3月被评为五好学员，并在全院表彰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之后62、63、64年均被评为院级五好学员。特别1962年在全院上万名学生中，树立一名“毛箸”学习标兵，就是我。我的事迹被登在校刊“工学”报上，学习“毛著”的大照片悬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1964年毕业，按规定应下连当兵一年，我因留校任401教研室教员，被安排带领全院也应当兵锻炼的女教员、干部共23人，去大庆劳动锻炼一年。在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精神熏陶、鼓舞下，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在1965年5月大庆总结表彰大会上，我们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个人被评为先进个人，和王进喜（王铁人）同台获得“大庆红旗手”奖章。学院把我们的事迹做成幻灯片，在学院大礼堂放电影前播放。这一切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对于我的努力和每一点微小进步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表彰，给予我极高的荣誉。

1966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文件，把哈军工划出军队序列。哈军工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武器装备水平相差悬殊，我军急需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任务，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陈赓大将于1953年组织创办的。为什么划出军队序列，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们恋恋不舍、情不自愿的摘下来领章、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改名哈尔滨工程学院。

1966年6月我正在给学员上课，突然几个学员交头接耳，这是哈军工这所纪律严明的军校，绝不允许的。一个学员站起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员！别讲了…。我稀里糊涂地被轰出教室，学员们乱成一团，开小会、写大字报。

那以后，系大楼内外挂出特大字的标语、大字报：“李慧芬何许人也？”“不是毛著标兵而是刘著标兵”“院党委伸向401教研室的黑手”…。批斗会上说我是人造“模”（模范），5分都是假的。我辩驳说：“我高中毕业各科成绩都是5分，从清华转来时各科成绩也都是5分，哪个教员作假，造了我这个全优生？…。”因此我被戴上“三个不能正确对待”（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党）的帽子。

批了一阵子，也批不出什么，也就把我撂一边了。两派的教员、学员有的去夺权，有的去串联，有的搞批斗会、打砸抢。我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哪派都不愿意参加。况且两派谁都不愿意要我，我就成了逍遥派。但我始终牢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的入党誓词。

1967年2月学院及各系都被造反派夺权，新建立的革委会，提出复课闹革命。我自愿给学员上课，两派学员谁愿意来听课就来，不来就不来，不留作业，也不考试。课余时间我要参加劳动，主要是挖防空洞，…。我还接了一个科研项目—零中频放大器。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又在学院积极工作了三年。

1970年上级决定拆分哈军工，三系（海军工程系）留下改建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后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二系、四系、五系（原子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导弹工程系）及学院各部门搬迁到长沙，改名长沙工学院，后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

2月中旬一天下午2点半，当权的系革委会王主任，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他谈话，他没有一丝笑容，板着脸，冷漠地对我说：“你有弄不清的历史问题，不符合接触机密条件，不能去长沙。你是北京人，分配你去天津，从生活上对你是个照顾。”我被这突而其来的谈话激怒了，毫不客气地说：“我不要照顾，要革命。我是工人家庭出身，解放时才9岁，我有什么历史问题？在哪摔倒，在哪爬起来，你把我分到天津，谁来给我平反？我不能离开哈军工，当教员不行，我去农村劳动。”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大声地说：“必需服从，这是命令。”谈话只有10分钟，我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沮丧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万万没想到、怎么也想不通的事，18年寒窗苦，中学、大学的三好生、全优生，优秀团员、模范党员、“毛著”学习标兵，竟然落到政审不合格的下场。低着头慢步在哈军工大院里溜达，几乎走遍我学习、工作、生活了10年的每个角落，直到晚上11点多也没回家。

爱人朱子发是抗美援朝参军，63年哈军工毕业留校，404教研室的教员。他哄睡了两岁半、哇哇大哭找妈妈的儿子，关好家门出来找我。在漆黑的夜里，迎着零下30多度刺骨的寒风，找的好苦。终于在一座大楼山墙边上，看到雪地里站着怀有七八个月身孕的我。他轻轻的过去搂住我的腰，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凝固了的思维和冻僵了的身躯一下子倒在他的怀里，已欲哭无泪。那天我们一夜没睡，他不知道如何安慰我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只是平静地说：“到哪不革命呀！去天津怎么了？我陪你去天津。” 为这句话他自己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改变了他的一生。但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让我感谢了他一辈子。就这样我戴着“三反分子”、“特嫌”的帽子，以不符合接触机密条件为由，被哈军工一脚踢到天津市地方工厂（渤海无线电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来有人戏说：“李慧芬被一脚踢到了沙发上”。

成了“香饽饽”

1970年8月5日，我把3岁的儿子送进天津市河西区第四幼儿园，抱着4个多月的女儿，到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报到。渤海无线电厂是日本时期建的一个漂染厂，1958年大跃进时改上电子接插件、电子管收音机，后来生产7管一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文化大革命中承接了一个仿苏电子管的舰用雷达（代号351），该厂有1500多人，是天津市地方电子工业中最大的无线电厂。技术人员140多名，其中大学毕业生，特别名牌大学毕业生寥寥无几，党员不过一两个，也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

作为一个“特嫌”女的、名牌大学毕业、党员…，我一进厂就特别引人注目。我开始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工人、技术员。我得益于在哈军工学得的知识、锤炼的思想、练就的体魄，我在工厂如鱼得水，先参加了一个晶体管舰用雷达（代号356）收发分机的试制工作，后又主持设计了一部岸对海近程警戒雷达（代号377）担任总体组组长。由于试制成功，受到总参二部的嘉奖并被正式在部队列装。在工厂不到四年，我先后被评为局级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市级劳动模范。1974年被破格提拔为天津市二机局（电子仪表局）党委常委、副局长。

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发生了我根本想不到的事，我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不仅是党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更体现了党对我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期望和关怀。

母校（指哈军工拆分的六校）不少领导、同志给我写来很多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我以“发扬母校优良传统，不负党的殷切期望”为题，给校领导、教员和同学们写了一封公开信，登在1982年10月22日《国防科技大学》校报上。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年正值纪念哈军工建院35周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终身难忘的部队院校生活。我是在哈军工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母校给了我丰足的哺育，赋予我征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适应不同环境的信心。我以“丰润的沃土”为题，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回忆文章，抒发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培育之恩。在《国防科技大学》校报上连载，并编入《继承哈军工优良传统，走又红又专道路》一书出版。

1988年5月我当选天津市副市长。虽然在这之前，我已在副局级岗位工作了7年、正局级岗位工作了7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组织领导能力差的很远，觉得“副市长这把椅子不是好坐的”。因此，我日以继夜非常积极努力的工作。

经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发起，国务院批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于1994年7月18日正式成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任总经理。经各方面推荐，组织部门考察，主管副总理同意决定让我出任中国联通首任总经理。经和天津市委商调，天津不同意，并正式给中组部写了报告。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慧芬同志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天津市委、市政府两套领导班子中唯一的一名女同志，她调走，我们班子结构就出了问题；第二，慧芬同志分管工作面比较大（工业、科技、交通、口岸、安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第三，慧芬同志本人也觉得在天津工作可以发挥…。邹家华副总理在此报告上批示：联通公司新成立，各方面困难比较多，需选得力的干部，配强一点的班子，请天津市委、市政府支持，并说服李慧芬同志到联通公司来。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市长张立昌还是不同意。

1995年3月“两会”（全国人大、政协）期间，邹家华副总理、胡启立部长锲而不舍，在会议休息时间到主席台上去找李瑞环（曾任天津市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说了要我到联通公司的原委。李瑞环听后说：“我看这活，也就李慧芬能干”。李瑞环历来雷厉风行，当即把市委书记高德占、市长张立昌叫到台上，非常严肃地说：“这不放，那不放，你们俩谁让出位子？难道还让人当一辈子副市长不成？”“不就是没有女副市长吗？我从外地给你们调一个…”。中央常委，老市委书记说到这份上了，他俩当然只能表示同意了。

当晚高德占书记电话通知我：“慧芬同志，你收拾收拾吧！政治局常委都说话了，我们留不住你了。”接着说了李瑞环把他和张立昌叫到台上当着邹家华和胡启立面说的一番话。我这人历来听“党”由命，和我30多年前，被选调去哈军工，舍不得离开清华建筑系的心情一模一样。想到这是领导的信任，把自己当成“香饽饽”，我就愉快地接受了。

又被免职

听说我被委以重任，奉调北京工作，老伴一点儿都不高兴，对我说：“你去哪我都管不了，反正我是不离开天津。”我感觉这是平生第一次，他“妇唱夫不随”。女儿说：“妈妈，您有病呀！好好的副市长不当，当什么总经理？”正在日本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几次打回电话问：“为什么一定得去当总经理？”，他们不能理解我这老共产党员的组织观念。

加之，第一国家没有投资，公司只有三部和中信、中石化、华能、华润等16个股东出资共13.8亿元注册资本金；第二万事开头难，解放几十年来中国电信行业由邮电部代表国家垄断经营。要打破垄断，创建中国第二家有电信运营权的企业，起步是很困难的。

联通公司股东中信公司总经理李士林是联通公司的董事，他对我说 ：“联通公司是个怪胎，生后又长了一身瘤子，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治不了，你千万别来淌这浑水。”我这人历来干什么事，都不畏难，有魄力。心想，不就是办一个公司吗？脱口而出：“你放心，没点儿本事也不敢进这威虎山。”

国家有关部委老领导，不止一人，个别跟我说：“联通公司内部很复杂，人事关系不好处…。我心想，我这人从小就没有骄、娇二气，逆来顺受，什么事都是让人三分，极易和人相处，能有什么问题。

天津市熟悉我的一些干部纷纷议论，“李慧芬这人真傻，已任两届副市长，去当什么总经理…”

1995年5月20日国务院，国人字[1995]17号，李鹏总理颁发，任命我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55岁的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我正式上任，第一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提出“三不要”，即不要“脸”、不要“家”、不要“命”。

不要“脸”，是指不要“面子”。这是因为公司人员多数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原来是“当官”，现在是办公司，事事要“磕头、作揖”求人，不撂下“架子”，丢掉“面子”，很难办成事；不要“家”，是因为电信是个特殊的行业，要在全国以至全球建通信网，短时间内就要在全国各省市建分公司，总部干部随时要派往全国各地；不要“命”，我认为没有为之奋斗的精神，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日以继夜的工作精神，就无法创建这世界瞩目的联通公司。

我是这样说的，身先士卒，也是这样做的。首先，组织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个城市引进数字交换机，建基站、微波天线、铺光缆…，开创了中国数字移动电话（GSM）的先河。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种数字移动电话，邮电部垄断的中国电信除有固定电话外也只有模拟式的移动电话“大哥大”。1995年底 这四个城市先后开通，当年盈利2亿多。

第二年上半年又开通16个省会城市，第三年已在全国14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建设数字移动电话，开通70多个，已建成10条光缆干线，3条微波干线，总长度超过2.5万公里，盈利25亿多。我兴奋地对胡启立部长说：“看来这行业是暴利呀!我们要大幅度降价，尽快普及移动电话。手机将不再是奢侈品，不光是各级干部，就连收废品、修车、…的小商小贩，不光大学生、中学生，连小学生都会有手机。我国的电话普及率会从1995年不足1％，十五年后即2010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80％，大城市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150台…。”

中国第二家电信运营企业的星星之火，呈现了燎原之势。各省市两报、两台（日报、晚报，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做了大量报道，使中国联通很快家喻户晓。特别1996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世界“电联”大会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演讲25分钟，竟然8次提到中国和中国联通，4次提到我的名字；1997年5月我出国回来途经香港停留22小时，香港大大小小报刊杂志40多家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还有人谣传香港电讯股票涨了10个百分点…。我这“风头”、这“名”可出大了。一时间，沸沸扬扬，是功是过？众说纷纭。当时任凭“告状”信满天飞，我自认为“脚正不怕鞋歪”，不予理睬。

1998年6月3日上午，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把我叫到人事部，传达朱鎔基总理指示，以“越权审批，违规签约”为由，免去我联通公司总经理职务。后来有人跟我说:“联通公司非法利用几百亿外资，没有经过任何审批，这胆子也忒大了…” 总理大发雷霆。我苦笑着说：“欲加之罪！好在还不是‘拉出去斩’，脑袋还在脖子上。”

无怨无悔

1998年6月4日下午2点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任免决定。人事部副部长张学忠问我：“你还参加吗？”我说：“参加”。我像没事儿人似的，布置办公室准备好会场，通知大家开会。会前在公司贵宾室接待了来公司的中组部、人事部及有关部委领导，我照例把大家引导到会场，并和各位部长、副部长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因会前大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而其来宣布任免决定，会场上呈现一片哗然，然后是莫名其妙寂静。主持人问我讲话吗？我说讲。

我很简练的讲了三点：第一、只要有利于中国电信行业改革，有利于电信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联通的成长，我个人职务的变动无足轻重，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第二、掐指一算，我来联通已三年，我以“三不要”的精神和大家一起为之奋斗，新生的联通公司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在这过程中，我尽心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受自己能力、水平限制，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得罪、伤害过一些同志，借今天会议的机会一并致歉了；第三、今后无论我在什么工作岗位，我都将继续关心、支持联通公司发展。当我起立向大家鞠躬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简短的会议结束了，职工们以诧异的目光看着我，我仍然微笑着和大家点头。

人事部副部长张学忠拉住我说：“慧芬同志，看来你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我没想到你能来参加今天下午的会，原以为你听了昨天上午的传达，早回家哭去了。刚才你这一番讲话很有水平，我回去会向领导汇报的。”我说：“组织上让我干，我会拼命的干，不让干了就不干，这没什么。”

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占弟一散会就跑到我的办公室，问：“您是高升了么？为什么不当这总经理了？”她这问题有代表性，人们以为我被高升了呢！当大家知道，我的工作还没安排，议论纷纷。我不仅得到广泛的同情，而且个人威信大升、魅力大増。

消息很快传开，第二天开始，延续了一两个月，到家来慰问我的人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花篮摆满客厅，有亲朋好友，也有公司干部、董事单位、外商驻京办…，人们担心我“不气死也得气病了”，纷纷来道一声——保重！。老伴安慰我说：“有结婚、过生日、逢年过节送花的，还没听说过谁被免职，人家不躲着，还来慰问、送花的，看来公道自在人心，你这总经理人缘、口碑，超乎寻常。”

人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冷静，这么从容的离开联通公司。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我受表彰、“飞黄腾达”的时候，我并没觉得自己多能、水平多高，工作是“赶着鸭子上架”干的很辛苦的；在“文革”受打击迫害、“倒霉”的时候，我也不怨恨、不背叛，没觉得自己多无能、水平多低，而是更努力的工作。在联通这三年，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了。 

国务院决定派出由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杨崇春带队，有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参加的稽查特派员小组。在我已被免职，有人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无疑是来查大案要案的，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杀气腾腾”。

按规定稽查时间一个月，经查联通“中中外”的融资方式是经主管副总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并下达“会议纪要”和国发【184号】文件批准了的。所有签约项目都是报经国家计委批准的。这时有领导说：“你们根本就没深入进去，联通公司接触100多家外商，怎么可能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呢？再延长一个月，查不出大项目问题，查经济问题，查不出经济问题，查子女问题。”我心想，只要不捏造，绝对查不出任何问题，自己最了解自己。受国家政策变化影响，大项目还可能有掌握不好的时候，都查不出问题来。我“警钟长鸣”，常把自己比作演杂技“踩钢丝”的，别看台下掌声一片，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我心里很坦然，明知故犯的经济问题绝没有。子女情况我从不在别人面前提，因为他们太优秀，我怕别人羡慕。延长了一个月，还是没查出什么问题。

公司上下盛传“查出一个模范干部”。我心想，你们才知道呀！我这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弱女子，不模范就不可能有今天。被查是坏事也是好事，不查谁会知道我要求自己会这么严格。

    两个月过去了，特派员杨组长、监察部一名副部长，一名司长，两名处长约我谈话。一位处长抢着说：“我们查您这级别的干部多了，像您这样一点儿问题查不出来的还真没有。”另一位处长说：“我通过参加特派员组，到联通去，从李总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这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做到的”我很低调的说。杨组长说：“慧芬同志，你真不简单，这么多项目、这么多数字，每一笔都记得那么清楚。”我说：“认真是我最大的优点，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得罪了达不到个人欲望的人，‘影响人家发财了’以至被诬告、陷害。”监察部副部长说：“放心吧！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向上汇报的。你在天津分管过许多重要的工作，又搞起了这么大的联通公司，今后还会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做。” 我很感谢党，感谢稽查特派员小组，做到了实事求是、“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尽管任免通知明确“另行安排工作”，稽查特派员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朱镕基总理已批示“尽快安排她的工作”，等待分配工作还是等了一年。这一年我仍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如饥似渴地读了20多本书，感觉像“上了一年党校”，有了“充电”的时间。

1999年8月我走马上任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我又红红火火的干起来。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得到政府的首肯、企业的好评，人民日报、国际商报等报刊、杂志纷纷报道。有领导鼓励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五年后退休。

2005年5月正赶上哈军工北京校友会换届，我当选会长。自己还是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有许多工作可以做。2011年哈军工北京校友会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社会组织，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2015年从会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仍然做“志愿者”。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一辈子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无不是母校、各级党组织精心培育的结果，否则很难想象我这样一个解放时9岁、年幼无知的女孩子，会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入党60年来，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无论当领导还是工人、技术员；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誓词。

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