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霍夫在哈军工遇到的“争议和碰撞”

唐瓦加

虽然奥列霍夫首席顾问为军事工程学院创建和建设鞠躬精粹，死而后己，对哈军工人实行了高标准和严要求，但在建院的整个工作中，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中国和苏联两国文化背景和观念上的某些差异，中苏两国军队存在着体制和教养某些方面的不同，在处理具体事情的上，奥列霍夫与中国领导同志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其事情的结局也都是各不一的。现举几个奥列霍夫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期间遇到的“争议和碰撞”的例子介绍如下：

“办公室喝茶问题”

1954年的一天，奥列霍夫首席顾问和陈赓院长一起去基础教授会检查工作，他们到了孙本旺教授的办公室，看到了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宜兴紫砂茶壶，这引起了苏联顾问的注意。由于奥列霍夫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他把脸沉了下来，指着茶壶对孙本旺教授严厉地说到：“办公室里不许放这个东西，如果要喝水，到外面喝。”幸好奥列霍夫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茶壶而非水壶，不然将是更为严厉的斥责了。事后，陈赓院长见到孙本旺教授笑着说：“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和苏联不一样，在办公室里是可以喝茶的，以后看见苏联顾问来了，把茶壶藏到抽屉里不就完了。” 从这一例子，不难看出奥列霍夫是不了解中国饮茶国情的。

“院长、政委双首长制”

由于苏联红军部队里实行“首长一长制”的制度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哈军工建院初期，奥列霍夫首席顾问对在学院和各系领导层设不设政治委员的问题上，与中国领导同志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过激烈的争论。

就此问题，陈赓院长与奥列霍夫争论得很厉害，在学院一级的领导层面上，奥列霍夫并不反对设政委，但在各个系的领导班子里，陈赓主张仍设政委，但奥列霍夫却不同意设。这实际上，是要把苏联军校的“一长制”搬到哈军工来。而陈赓要实行的是我军系主任、政委双首长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甚至有一次，陈赓和奥列霍夫一起到北京开会时，为了各系设不设政委的问题，他们两人争论了一路。

后来，陈赓院长请示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说：“教育计划咱们不懂，听他们（苏联顾问）的，经过实践慢慢改，体制我们是对的。但完全顶起来也不行，来个上不让下让“，也就是灵活地同意苏联顾问的只在各个系设系政治副主任的意见。但是陈赓明确告诉新上任的各系政治副主任们：“你们名义上是政治副主任，这是为了照顾和顾问团的关系，实际上，你们要担起系政治委员的职责。”不到一年的时间，哈军工各系的政治副主任都改为系政委，连专科也设立了政委。经过陈赓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奥列霍夫也看到了设立政委的优越性，就不再提出异议了。

“两老办院”

1954年5月，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张衍专门邀请了奥列霍夫给学院政治部及各部、系政治处的干部近200人做了“关于干部工作”的报告。学院刘居英副院长、刘有光副政委等院领导也都出席并听取了报告。大会翻译是由哈军工首席翻译锻钢担任的。

奥列霍夫曾长期在苏联空军总司令部的干部部担任部长工作，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奥列霍夫就用两个上午的时间给哈军工的干部们介绍了苏军对干部的选拔、审查、配置和使用工作的方法及经验，内容丰富，大部分的经验与我军的干部政策相符，有指导意义，但也有不符合我军实际情况的内容。

会后，刘居英副院长对锻钢翻译员说，他对奥列霍夫在讲话中提到“工农干部不适合在院校工作”的讲话内容有异议，并说道：“把这些工农老干部都弄出学院，不符合我军的传统，总不能把一些老干部或旧社会过来的干部老是放在水牌上，准备随手打出去吧！“

这就是中苏两国国情的不同所造成的两军在使用干部上的不同之处。奥列霍夫对工农老干部的偏见与陈赓院长提出的“两老办院”的思想有本质区别的。陈赓对学院的工农老干部有过明确的指示：“老干部第一要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保证教学，为教育学员创造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第二，要把全部感情倾注到教员、学员身上，没有感情就不会给他们解决问题。第三，是要发扬办事果断，坚苦朴素的长处，克服简单粗暴的缺点，无论如何要尊重知识分子。” 这就是弘扬我军光荣传统，树立为教学“端盘子、扶梯子”的服务意识。这也是奥列霍夫没有想到的他的苏联部队干部政策和经验在哈军工工作中的“碰撞和冲突”。

“六节一贯制”

学院从第一期学期开始就照搬苏联的“六节一贯制”进行上课安排的，也就是从上午 8点学员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 2 点，共六堂课，然后，再吃中午饭。这种上课时间对中国的教员和学员都是很不适应的，这打乱了中国人的三餐习惯。1954 年 11 月 26 日，刘居英副院长给奥列霍夫写了一封信，提出这种作息制度不适合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国情，要求奥列霍夫同意改变此项制度，虽然奥列霍夫思考了一个月，但还是复信同意取消实行一年多的“六节一贯制”，尊重了学院领导的意见，受到了全院学员的欢迎。

  “雨衣事件”

原哈军工办公室秘书李木在回忆哈军工 “细微之处见精神” 的文章中，回忆了哈军工建院初期奥列霍夫首席顾问处理的一件事情。他写道：

“当年有苏联顾问团，如顾问团团长奥列霍夫、教育顾问叶果洛夫等，一共先来了八个。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严格到啥程度呢？举个例子，学院有一个二道门，里面是教学区，管理得很严格，家属一般都不准进。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们的一位干部把一件雨衣披到了站岗的战士身上。这件事作为一个好事情，《工学》报报道了，这篇报道被苏联顾问看到了，他找院领导谈话说，这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披雨衣的是个坏人怎么办？他非常反对这件事情。…… 奥列霍夫这个人特较真，他确实有学知，各方面知识都非常丰富，要求很严格。”

这就是1955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发生在哈军工41号教学大楼门外的事情。那时，天突然下起大雨，装甲兵工程系403教授会助教符启霈进系大楼路过门卫时，看见警卫营二连的卫兵李重泰没穿雨衣，衣服被淋湿了，这位教员立刻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披在了战士的身上。战士被干部的关心爱护所感动，写了一篇题为“一件雨衣的故事”登在了学院的1954年4月23日的《工学》报上，表扬了这位爱护战士的教员。

时任首席顾问的奥列霍夫通过苏方翻译员知道了《工学》报刊登“一件雨衣的故事”后，他立即提出异议，并让苏方甫维卡翻译员给院办打去了电话，苏方翻译员对接电话的院办王秉衡秘书说：“首席顾问认为，这件事应该受到批评，因为它违背了卫兵勤务条令”。 

 在后来的干部会议上，奥列霍夫就“雨衣事件”批评道：“卫兵在执行勤务中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分散注意力的，哨兵出事常常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在不警觉的瞬间被敌人暗算袭击的。我们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有过多次这种血的教训，敌人化了装，以关心哨兵为诱饵，靠近哨兵后动手的。现在虽然是和平时期，但卫兵也应该养成一种战时观念，在执勤时绝对禁止在岗位上与任何人谈话和接受物品。”

奥列霍夫所提到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血的教训”确实是惨痛的，是令苏联人民永远铭记的。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红军多次碰到过伪装为苏联红军官兵，骗过苏军岗哨卫兵，深入苏军控制区内地的德军“勃兰登堡突击队”的袭击，教训极为沉痛。

德军“勃兰登堡突击队”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的特种作战部队，该部招募侨居国外的德裔志愿者，根据他们的居住地进行有针对性的严格训练，突击队成员精通特种作战技巧，熟练使用外国武器，通晓外语和外军情况，其任务就是在德军主力部队进攻前，深入对方内地，进行破坏或夺取重要目标。

1941年8月，62名“勃兰登堡突击队”队员，利用缴获的红军卡车和苏联国家内务部的军队制服，骗过苏军哨兵，顺利地通过诸多的苏军防御阵地。那些身穿苏联国家内务部制服的德军司机，开着车辆上涂着苏军前线部队的标志与番号的汽车，和每处防御阵地的苏军哨兵开着玩笑，散布着关于德军进展的虚假信息，潜入苏军重要地区，摧毁了多个苏军指挥部，还协助德军进攻了苏军守卫部队，夺取了数座苏军控制的桥梁，为德军占领苏联重要领地铺平了道路，给苏军和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1941年下半年，“勃兰登堡突击队”成员还伪装成撤退中的苏军散兵，一路骗过苏军哨兵，混进了列宁格勒市，为德军提供情报支持，直到1944年那些 “内鬼”才被彻底剿灭。

德军“勃兰登堡突击队”伪装成苏联国家内务部的军官骗过苏军哨兵

奥列霍夫对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勃兰登堡突击队”所造成血的教训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在岗位上的卫兵是不能与任何人谈话和接受物品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的卫兵勤务条令应该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在军官给卫兵披雨衣的事情上，主要是突显出了我解放军的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教养的体现。所以，陈赓院长知道那件事后，认为：“首席顾问的从严执行条例出发，意见是对的，不要反驳他，但也不要批评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我军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是必须保持的，大家今后注意遵守卫兵条令就是了。” 

但是在苏联顾问的坚持下，7月6日，《工学》编辑部不得不在《工学》报上刊登了“关于刊登‘一件雨衣故事’的错误”的检讨，承认编辑部人员不熟悉条例，尤其对部队，特别是担任警备勤务哨兵的应有的战斗准备和军人警惕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之所以在报上检讨，这当然也只是考虑到与苏联专家顾问的关系而做出策略上的让步。

三年后，在全党全军大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哈军工党委把“一件雨衣的故事”事件当作了教条主义的典型例子加以了否定。由于奥列霍夫的不幸早逝，我们无法知道这位首席顾问的最终对 “雨衣事件”的态度，但这是奥列霍夫生前在哈军工碰到的反映出了中苏文化差异和两军教养差别的事件之一，是奥列霍夫在哈军工工作中遇到的另一件“争议和碰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