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瓦加  大型纪录片《留法岁月》第二集《生死抗争》中有一段由我讲述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寻找一张父亲唐铎在法国参加著名《蒙达尼会议》合影照片的故事。这张照片之所以对我来说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父亲参加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蒙达尼会议》，见证了蔡和森作为我国第一人在会上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1982年，父亲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后，回到家中，给我讲述了发生在参观时的有趣的经过，而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至今仍记忆犹新。因此，2019年我来到上海参加《留法岁月》的电视片拍摄时，就很想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看到这张著名照片，并找到父亲38年前在这个纪念馆的题词。 

 大型纪录片《留法岁月》第二集《生死抗争》剧照：唐铎之子唐瓦加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看到了父亲唐铎在法国参加著名《蒙达尼会议》的合影照片。

1920年7月10日，在法国蒙达尔纪，由新民学员会员和会友参加的《蒙达尼会议》出席者在“独吉公园”的合影。唐铎一袭白衣，抱胸而立，站在向警予的身旁。  1982年，父亲出差来到上海，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纪念馆的大厅里，他看到了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拍下的由新民学会会员和会友参加的著名《蒙达尼会议》合影照片。事后，父亲曾对我说：“在纪念馆，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张照片。当时在法国照完这张像根本没有机会看。”当时，父亲十分激动，站在这张大照片前，久久凝视。这时，解说员带着十几位参观者来到了这张照片前，但父亲并没有走开，而是加入人群一起聆听了解说员的解说。 在听完解说员对这张“蒙达尼会议”合影照片的解说后，父亲很有礼貌地向解说员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那个身穿白色西服，站在人群前面的年轻人是谁吗？”解说员迅速回答道：“是唐灵运同志。”父亲微笑了一下，他没有想到，现在的人还能记起几十年前他曾用过的名字。他又问：“那是他过去的名字，他现在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现在哪儿？”解说员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好奇地看着父亲。这个时候，父亲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那个年轻人就是我呀。是的，是我！”当时陪同唐铎参观的辽宁大学校长办公室的王治国主任忙向解说员介绍说：“这是唐铎同志，我们辽宁大学的副校长。”解说员惊奇地看着这位向她发问的来宾，同时比较着照片上的年青人，霎时间抓住了共同点，确信了站在她面前的人就是照片上的唐灵运。她紧握着父亲的手热情地说到：“欢迎您，唐铎同志。”与此同时，父亲走上前来，站到解说员的位置上，用手指着照片上的人物，给大家一一指出了照片上每个人的姓名，这时，参观的人群也都向父亲投去了敬慕的目光。 参观结束时，纪念馆馆长在那位解说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父亲面前。馆长热情地将父亲和王主任请到纪念馆的接待室，真诚地说：“热烈欢迎唐老到我馆参观指导。今天很荣幸能见到您，您是我党的老前辈，我们很想就此机会，请您谈一下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情形。”父亲高兴地欣然接受了馆长的请求，说：“当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员中，我的年龄是比较小的，只有16周岁。我经常得到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萧三﹑蔡畅等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照。特别是我的老师蔡和森常常带我出去参加各种活动。《蒙达尼会议》前一天，蔡和森老师让我穿得正式一些，并在第二天带我参加了在蒙达尔纪召开的著名的《蒙达尼会议》。在这次会上，新民学会会员们不仅一致通过了新民学会的新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且蔡和森作为我国第一人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我成为了第一批听到中国共产党名称的中国人之一。” 馆长极有兴趣地听完父亲的介绍后，又问了几个问题，父亲都一一做了回答。紧接着，馆长拿出了笔墨，请父亲为纪念馆题词留念。 以上就是我父亲给我讲的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发生的故事，我真为父亲而自豪。但后来，我一直为当时没有向父亲问起他为纪念馆题词的内容而深感遗憾。 2019年在拍摄大型纪录片《留法岁月》时，我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加拍摄，那时我只看到了这张《蒙达尼会议》的合影照片，而父亲的题词却没有找到。虽然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请求纪念馆前台服务人员帮助查找，但要查找38年前的题词可不是立刻就能办到的事情，何况当时我还记错了父亲当年参观纪念馆的时间。最后，我只能空手无果而归了。 2021年3月，大型纪录片《留法岁月》播出以后，我与北京的好友刘煜鸿分享我当年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拍摄纪录片的情况时，谈到了一直藏在心中的这件遗憾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刘煜鸿在安慰我的同时，还许诺要帮助我与上海纪念馆联系，以找到我父亲的题词。 2021年7月中旬，刘煜鸿联系上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原馆长、现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黎明和纪念馆党委书记、现任馆长薛峰，请求他们帮助查找我父亲在几十年前的题词。但由于当时郑州刚刚遭受极端暴雨引发的洪灾严重侵袭，台风“烟花”又将登陆中国东部地区，上海市正投入到紧张的防灾工作中，纪念馆又是重点的防范单位，况且查找几十年前的一纸题词要到库房去翻箱倒柜，犹如大海捞针。两位馆长都表示会尽力帮忙，但也需要些时间。当刘煜鸿把这个情况转告我时，我心中有些忐忑，心想，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我心中的这个愿望，恐怕不是一时能解决的。

1982年2月6日，唐铎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题词 2021年7月29日，台风“烟花”一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任馆长薛峰就把我父亲为纪念馆的题词的影印件发给了刘煜鸿，刘煜鸿随即就转给了我。我仔细地看着这张高清晰的父亲题词的照片，这时我才发现，我所提供的父亲去纪念馆参观的年代是有误的，心中深感歉意！原来，我父亲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期间，曾多次带领着大学篮球代表队赴外地参加比赛，1982年2月，父亲带队参加“全国大学生‘英雄杯’篮球邀请赛”的比赛，地点正是在上海。这与薛峰馆长转来的我父亲题词上的时间是相符的。可以看出，纪念馆的薛峰馆长还真下了一番功夫，肯定是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我父亲题词的。 

 1982年2月6日，唐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留影  与薛峰馆长发来我父亲的题词几乎同时，纪念馆原馆长张黎明教授也通过刘煜鸿发来了我父亲的题词照片，他特意让纪念馆给题词做了边框，更显美观。同时还转来了当年我父亲参观纪念馆时拍的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看着父亲的题词和照片，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久久地看着，思念着父亲，感激着纪念馆的两位馆长。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刘煜鸿，更要感谢薛峰馆长、张黎明院长和为此付出辛苦的同志们。我感受到了他们认真、负责、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率，也反映出纪念馆对历史文件收藏保管认真妥善。正是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终于看到了父亲为纪念馆的题词，还意外收获了当年父亲在纪念馆时留下的极珍贵的照片，圆了我40年的愿望。 

2021.10.07.《沈阳日报》刊登文章《40年圆梦一一寻找父亲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题词》

父亲的题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录毛主席题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确实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全国人数 仅50多人发展到今年2021年的9千5百多万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历程。父亲把毛主席的预见作为自己的题词，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这也是父亲对于他自己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观后感的高度概括和总结。